长三角两省一市FDI空间格局分析：1989-2006

朱道才[①]

（安徽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41）

摘要：FDI在长三角地区空间分布上，呈现先集中后扩散的趋势。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露。宏观政策在扩大长三角地区FDI的引进规模、利用成效同时，应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优化FDI空间格局。

关键词：长三角；FDI；空间分布；经济增长

一、引言

19世纪上半叶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最先拉开国际直接投资(也称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序幕。不过，直到20世纪初，FDI整体规模还很小，还处在起步阶段。20世纪 80年代以后，FDI发展迅速、资本的存量和流量急剧的扩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FDI进入了超高速增长期，1991--1995年，世界年均FDI增长率为20%，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为40.1%，以跨国公司为主FDI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引的FDI急剧上升。1992年，我国就成为吸引最多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当年实际利用FDI突破100亿美元，1993年开始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人国，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又突破400亿美元，之后虽然有所波动，但一直维持在400亿美元以上。加入WTO以后，中国利用外资持续增长，2002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2004年，我国吸引的FDI达到606.30亿美元；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达到638.05亿美元；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更是达到735.23亿美元，FDI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然而，从FDI的空间分布来看存在区域不均衡的现象。从1971年到1990年， 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年均增长率在1971—1975年间为11.3％，1976—198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3.9％，1981—1985年间年均增长率为9.5％，1986—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9.6％；同期，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年均增长率在1976—1980年间为17.1％，1981—1985年间为11.4％，1986－1990年间为10.3％。[②]我国FDI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则更加明显。从FDI区域分配的实际份额上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FDI的87%左右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占9%左右，西部仅有4%左右。1999年，中央政府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多层次、多方面的优惠措施鼓励外国资本和港澳台地区资本投向西部地区。但相对于东、中部的FDI的大量增加，的FDI的“西进” 趋势并不明显，进入西部的FDI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滑趋势。FDI份额从上世纪90年代的5.22%下降到2003年的3.25%和2004年的2.88%。[③]

长三角经济圈的形成跨越了20多年极不平凡的历程。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这是长三角经济圈概念的最早雏形。当时的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城市。在后来的几年中，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先后主动申请加入。1983年8月18日上海经济区规划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建立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制度，后来由于区域内差异较大，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所以上海经济区的合作中断。直到1997年，原上海经济区城市经协办牵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三角经济圈概念第一次被明确提出。2003年，浙江台州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使长三角城市由传统的15个扩展为16个，首次突破长三角地理概念，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圈概念。随着即将出台的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长三角将打破区域障碍，成为两省一市的大经济圈，这将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推动长三角发展并带动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目前,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地区之一,吸引FDI所占比例在我国区域中也是最大。2006年，长三角以占我国国土面积１％的土地，创造了22％的GDP、24.5％的财政收入和28.5％的进出口总额。当年，两省一市实际利用FDI为320.3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量近一半。随着即将出台的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长三角将打破区域障碍，成为两省一市的大经济圈，这将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推动长三角发展并带动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发展。

鉴于FDI在我国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以及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我们在长三角新的区域规划基础上，选取两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的相关指标，分析FDI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以及对FDI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FDI区域分布的空间格局以及长三角区域规划的演变过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阐述国内外关于FDI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第三部分，为分析FDI的时间、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建立锡尔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半对数模型。第四部分利用长三角两省一市1989-2006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给出结论和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FDI空间格局研究是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FDI，一般需要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改造，加入空间要素，或者发展崭新的理论和方法。常见的FDI空间问题有以下几类：FDI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均匀、随机、聚集、分散），分析隐藏在空间分布背后的机理、演化特征；FDI是否依赖于空间位置，位置特征是否突出，如改变空间位置或区域边界，研究结论的变化；FDI的空间分布与空间过程对于所研究的问题重要程度；空间尺度、地理范围的变化与理论、方法的适用性等。纵览FDI空间格局问题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企业区位分析是其基础，企业形成，尤其是跨国公司形成以及空间规模扩张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1．FDI空间格局研究基础-企业区位分析

1960年美国学者海默( S.Hymer)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被誉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开山之作，也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初步形成，而早期的建立在企业区位分析基础上的以“农业区位论”为发韧的区位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基础。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en,1783-1850）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成为土地利用一般理论的基础。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于1909年着书《关于工业的区位》，是第一部关于区位的纯理论，从而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他所提出的“指向理论”已发展成为了经济区位布局的一般理论。此外，还有帕兰德（Tord Palander,1935）的区位理论 、胡佛（Hoover.E.M,1948）的区位理论、廖什(Losch.A,1940)的市场区位理论、艾萨德(Isard.W,1956)的区位指向理论等对企业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深入探讨。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加速了经济活动集聚的进程，城市在整个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贝第尔.奥林(Ohlin B.G)的区位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以及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经济区理论的丰富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 .Paul)的新空间经济学，包含区位要素的空间格局分析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分析方法。

2．跨国公司形成以及空间规模扩张研究

企业的国际投资是基于企业规模的空间扩张。泰勒（Taylor.M,1975年）的组织变形及区域演化模式、沃茨(Watts.H.D.1980年)的市场区扩大模式、哈坎逊(Hakanson.L,1979)的全球扩张模式、迪肯(Dicken.P,1986)的全球转移模式等解释了企业走向跨国公司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见图1）[④]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弗农(R.CxVernon)发表了《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首次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后经威尔斯(Louis T. Wells)和赫希(Hirsch )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弗农把产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然后，分析每个阶段的区位要求，从而把这些阶段与企业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揭示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的内在原因及规律。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1,  1975)依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企业组织结构的革新(包括创立一个内部市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的损失；在此基础上，英国学者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在1976年合作出版的《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内部化的理论；该理论在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 ) 1981年出版的著作《跨国公司的内幕》中做了进一步的发展。1970年，美国学者艾立伯(R.Z.Aliber)发表的《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国际金融市场为分析焦点，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货币优势论。1978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也是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1977年，英国学者邓宁( J.H.Dunning)在其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一种折衷方案的探索》中正式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后经他多次研究和拓展，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并不断完善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LI模型，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又一“通论”。 折衷理论通过分析认为跨国投资的优势包括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跨国公司投资选择往往取决于优势利用。当一企业仅仅拥有所有权优势时，它可将其优势转让给其它企业以获取收益；当一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并在企业内部利用这种优势时，它可通过产品出口获取收益；只有当企业内部利用所拥有所有权优势，并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区位优势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发生。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主要是受利益驱动。具体地，成本、市场和要素投入在决定其跨 国投资国别选择上起重要作用。因此，跨国投资国别选择包括成本取向、利润取向、市场取向、要素取向和公司战略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逐步出现了将微观层次的企业行为理论和工业组织理论与宏观层次的资源察赋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融为一体的研究趋势，如以赫尔普曼(E.H.elpman )、克鲁格曼( P.Krugman )、马库森(( J.Markusen)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就试图从国际贸易角度进一步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取得一些成果。

3．关于中国FDI空间格局的研究

龚( Gong ,1995 )的研究表明，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等。李小建(1996)对香港在大陆的54家公司调查表明，尽管绝大多数港商是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但也有一些则是强调进入内陆市场的重要性。布罗德曼和孙(Broadman&Sun,1997 )认为，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取决于当地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成人教育水平、接近资本市场及特殊的投资政策等。贺灿飞和梁进社(1998)利用弹性分析法，分析了投资规模、区域市场容量、开放程度、资本产出率以及地缘因素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表明市场容量对FDI的进入有正向带动影响。魏后凯、贺灿飞等(2001)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秦皇岛135个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的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表明，成本因素、生产要素供应、市场因素及投资环境等是FDI进入秦皇岛市的主要区位因素。魏后凯等(2002)进一步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和调查问卷等多种方法，从传统生产成本因素、信息成本、降低风险、集聚经济等多角度实证分析了FDI在中国省际和城际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在我国对外开放初期，优惠政策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信息成本、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状况等成为影响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目前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一项较为全面的研究。龚(1995)、曲涛和格林(1997)实证分析了影响FDI在中国各城市分布的主要因素，表明城市规模、优惠政策以及与投资国的距离等有显著影响，但集聚经济、国际商业经验以及经济增长率等也是重要的潜在因素。

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为FDI空间格局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但就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具有宏观意义层面上长三角地区，即两省一市的FDI空间格局，以及FDI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没有论及，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三、建立模型

   1．锡尔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模型

为反映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FDI空间格局，本文运用统计学中的锡尔熵指数来计算历年FDI分布的地理集中度。锡尔熵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其中，H(s)为地理集中程度的度量指标即锡尔熵指数，Si  为第i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n为地区个数。H(s)数值的变化范围为：0≤H(s)≤㏒2 n  。 H(s)的值越高，表示熵越大，或者越分散；反之，H(s)的值越小，则表示FDI的地理分布越集中。由于只分析长三角的两省一市的FDI情况，所以n为3，则锡尔熵指数的具体取值为0≤H(s)≤1.6。

由于H(s)的取值范围受地区个数影响，无法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采用相对熵指数对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FDI的集中状况进行分析。相对熵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2）

相对熵指数是一个衡量实际分散程度相对于最大分散水平的集中指数，如果FDI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则有R(s)=0；如果FDI完全均匀分布于各城市，则有R(s)=1。N的取值与公式（1）同。

2．内生经济增长和半对数模型

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等认为，对外开放可以产生一种外溢  效应，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国际投资可以是参与双方都获益的“正和博弈”，即FDI能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增加东道国国内劳动力专业培训的机会，而且FDI企业通常比内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能形成推动作用。

根据上述思想，本文认为在分析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可以借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其基本的形式为：

                                           （3）

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公式（3）中，Y、K、L分别表示GDP、物质资本和劳动力，A是常数，D是体现中间产品创造性的指标，其中指标资本K分解为国内投资I和外商直接投资FDI，D指标包含对外贸易情况。

在分析经济增长率时，半对数模型比较适宜，本文采用解释变量为对数形式的模型，因为这样建立的模型得出的结果可以很方便的解释解释变量每变化一个百分点，被解释变量的变化量。从公式（3）我们可以写出如下形式的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

            (4)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Y：表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x1：表示总人口增长率；

x2：表示国内资本存量增长率，它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经各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价折算后的数额得到的数据；

x3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

x4：表示进出口贸易增长率。

 

四、数据分析

1．长三角两省一市FDI的时间演变

为分析长三角两省一市FDI的时间演变，我们利用长三角两省一市1989-2006年FDI数据画出长三角两省一市FDI的时间演变趋势图（见图2）

          从图2来看，上海市的FDI从1989年至今，呈现出较大的起伏性。1996年前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1992年是FDI增长的一个转折点，1993年有所下降，但1994年、1995年和1996年三年时间又表现出良好的增长趋势，1996年增长了41.75%，实现了跳跃式的增长。但从1997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并持续到2001年，2002年起开始恢复性增长至今。浙江省的FDI时间变化趋势虽然与上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表现出其本身所特有的特征。与上海市一样，1992年也是浙江省FDI的一个转折点，增长速度非常明显并持续到1993年，1994年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并表现出了起伏不定的特征，2001年后浙江省的FDI增长速度一直要快于上海市的FDI增长速度。江苏省的FDI时间变化趋势具有与上述两省不一致的特征。1992年也是江苏省FDI增长的一个转折点，1994年后增长速度下降并持续到1998年，1998年后，FDI的增长速度表现出起伏不定的特征。

2．长三角两省一市FDI的空间分布

表1     长三角两省一市FDI分布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1989年以来，长三角两省一市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省占的比例较大，而人均累计FDI及单位面积累计FDI中上海市的比例较高，FD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空间分布不平衡。

根据（1）、（2）两公式，可以计算出长三角两省一市1989年以来的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长三角两省一市FDI的地理集中指数

从表2可以看出，1990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H指数和R指数都相对最小，说明当时FDI在两省一市的分布是比较集中的，1993年H指数和R指数出现“跳高”，说明FDI在两省一市中呈现出一定的“突发”均衡状态。之后，H和R指数呈现出逐步提高态势，1997年和2001达到最高，这说明1993年以来，FD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空间分布不断扩散和趋于均衡的态势。

3．FDI空间格局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3）、（4）两式分析长三角两省一市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如下结果：

                 表3   长三角两省一市FDI对经济增长效应

通过计算分析，不难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符合经济理论和实际。上海和江苏的人口增长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主要由于此段时间这两个地区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重比较稳定，总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另外，由于人口规模可一定程度的反映城市和地区的集聚经济状况，对经济增长有激励作用。在引入FDI和进出口等因素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好的解释。特别是能清楚地反映出FDI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FDI与GDP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带动人均GDP增长约0.1232个百分点；FDI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FDI与GDP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带动人均GDP增长约0.189个百分点；FDI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表现为：FDI与GDP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带动人均GDP增长约0.1852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FD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空间上分布不均匀，1996年以前集中度很高，并主要向上海市集聚；1996年以后，FDI分布呈现扩散现象，江苏、浙江两省实际利用FDI持续增长，并分别于1997、2000年超过上海。但比较GDP、人口以及国土面积的分布状况，FD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分布集中度仍然较高。

FDI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效率有一定的差别。江苏、浙江两省FD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上海市，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可以较好地解释FDI由向上海市集中而向江、浙两省平衡扩散的现象。

鉴于以上的结论，在制定和利用FDI相关政策和措施，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长三角地区FDI的引进规模、利用成效

从FDI的总量规模和经济增长效应来看，长三角地区仍可继续扩大利用FDI的规模，注意从营造良好融资、发展地方优势产业、注重产业集聚等方面入手，促进FDI在这一地区效率进一步提高，以响应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号召，即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增强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⑤]

2.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优化FDI空间格局

从FDI的集中度和效率来看，长三角地区仍将成为FDI的主要聚集地区。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大的政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健全苏浙沪合作机制，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流域的联动发展。同时支持和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加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的合作交流和相互借鉴，优化FDI内部的空间分布。鼓励企业进行跨地区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1]刘志彪.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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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上广,吴柏均.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J].世界经济文汇，2007,(1):36-47

[5] 李扬,余维彬.FDI双效应[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3-20 :2

[6] 毛新雅.中国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2-10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DI in Yangtze River Delta: 1989-2006

ZHU Dao-cai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Trade  Bengbu 233041 ，China)

Abstract: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DI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t showed a trend that it diffused after concentration. About FDI, it had been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to the region's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efficiency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t was more and more obvious. While we us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o expand the scales of FDI and to improve its efficiency,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of FDI.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FDI; Spatial Pattern;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