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财政预算支出管理中的内部控制与审计监督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304
【分类号】F61
【分类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311
【作者】李培根
【作者简介】李培根 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摘要题】国外动态
【参考文献】
[1] 亚洲开发银行.财政部科研所，译.政府支出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科研所，译，财政透明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财政部科研所，译.比较预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一
国外普遍认为，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属于政府政策中的关键工具之一。政府在总体经济政策设计中，一般是将经济的增长、公平和稳定这三点界定为主要政策目标。作为政府政策的中心工具，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目标是在政府总体经济政策目标基础之上形成的，即严格的财政纪律、有效的战略资源配置和有效的支出运作管理。这三个目标在短期内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但在长期内却又是互补的。为了使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在实践中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必须在财政预算支出管理中构建必要的监管机制，并适时加以改进。一般认为，有效监管基于“四个支柱”：责任感、透明度、预测性和参与性。其中，责任感要求财政官员应明确其对内部上级领导和外部社会公众所负的责任；透明度意味着财政和财务信息的透明对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大多数公众部门而言都是必须的；预测性要求法律和规章制度必须事前清晰地为人们所知，而且能统一地、有效地贯彻实施；参与性则需要提供可靠的信息并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检查。上述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的三大目标和有效监督的“四个支柱”具体体现在财政预算支出管理过程的诸环节之中，即体现在财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现金和国库管理、公共支出等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中。
在以上诸环节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预算执行，这是一个利用现有资源来贯彻执行预算编制中的政策和充分体现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目标的阶段。预算执行要求政府能够按照立法机关和政策法令赋予的权限执行预算，要能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要能够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能有效地管理好公共资源的取得和使用。对此，须有一整套用来确保预算完好执行的程序和机制。如果没有这种必要的程序和机制，决策就会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之上，资源就会失去有效地管理，那么即使是良好的预算制度，也会失去意义。设置这部分程序和机制，主要是用来保证预算和其他财政政策的执行，避免和纠正资金的不合理使用，获得有关预算执行情况的可靠资料，便于调整今后的决策和预算。因此，内部控制与审计监督，一般被认为是确保预算完好执行的程序和机制中的关键部分。
二
财政预算支出管理中的内部控制，主要是指建立在财政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内部控制，这是预算和政策执行的核心。根据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的特点和具体要求，结合内部控制的基本理论，可把各国财政预算支出管理中的内部控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程控制。过程控制旨在确保只有经过正确授权的指令才予以执行，要求对预算支出的每一过程都要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监督。预算执行过程中最基本的控制环节有：(1)在承诺阶段，需要核实支出计划是否为有权批准人批准、资金是否按照预算规定的用途拨付，且在适当的支出类型中保留的足够的资金和拨付的资金是否列入正确的科目等；(2)当提供了商品和服务后，必须核实是否已收到有关商品和已提供某项服务的有关单据证明；(3)在支付之前，需要确认是否存在有效的支出义务、有关专业人员证明所提供的商品和所收到的服务是否满足预期标准，以及发票和其他有关支付票据是否正确等；(4)在最终支付之后，需要对任何支出进行检查和复审，汇报任何不规范之事。
总体上，在任何机构之内，在授权支出、批准合同和发出购买指令、确认收到商品和服务、履行支付等方面须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其中，一些活动可以由同一人或同一部门负责。但在多数情况下，同一人或同一部门不应既负责支付，又负责其他活动或负责控制支出。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是内部牵制原则的体现。
政府部门之间这些职责的分工支配着支出单位和核心部门（财政部、财务控制办公室）之间的职权分配。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控制可以是相关各部委的内部控制，也可以由中央部门如财政部、财务控制办公室来完成。
2.会计控制。许多国家的预算体系都是通过会计控制来确保遵照执行的。有效的会计控制，要保证清晰地记录预算支出和预算项目间的变化（如分摊、调查、预算追加等）。无论会计基础如何，会计控制要求做到：(1)会计记录必须要有足够的程序，包括对收付事项进行系统的登记、足够的安全系统以及与银行账目系统的核对；(2)所有的支出与收入事项都应该按照相同的方法登记到相应的账户中；(3)按照经济种类和职能作用对支出进行一般划分；(4)会计记录必须明晰，文件程序必须完备；(5)会计报表的编制必须规范；(6)跟踪支出周期（立项、审批和支付）每个阶段的拨款使用情况等。
此外，会计控制还包括与单位组织结构相适应的会计控制权的集中和分权制度。在许多国家，中心机构，如财政部设有专门公办室负责会计控制和办理支付，这个办公室通常也负责现金的管理，构成国库部门的一部分。在另外一些国家，支付由各个部委来负责，但现金和银行账户由负责现金管理的国库部门控制。因此，有关会计控制是否是集权或分权的问题应与现金管理的有关问题相区别。一般认为，当支付过程和会计控制运行过于分散时，就需要对现金进行适当的集中控制或对会计控制体制进行改进，以使当前的分权系统能更好地适应监督的需要；而当支付过程和会计控制过于集中时，就需要一个系统，以确保资金按照预算和现金支付计划及时支付，无需中心机构强制进行先后次序安排，并使支出单位能更好地参与和获得更多的灵活性。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为效率因素而进行的分散控制与确保支出的集中控制之间趋于协调，即现代技术有可能做到二者之间的兼顾：既分散控制，提高效率，又集中信息，便于预算执行。
3.现金控制。现金控制属于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一部分，广义的内部控制是包括内部管理制度的。在此专门将现金控制罗列出来，主要是强调这一环节在整个内部控制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现金控制的主要原则在于：(1)现金余额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应该通过“国库专门账户”来实现。国库专门账户是一种与所有政府支付交易相关的账户；(2)编制科学的现金计划。要兼顾预算的权威性和考虑即将发生的支出所体现出来的灵活性；(3)借款政策需要提前制定，借款计划应该公开。各级政府的借款必须规范而且应同总体财政目标一致；(4)借外债应该与预算或长期支出计划相一致，并严格监管。
4.采购控制。政府作为购买者，其主要目标是能够在竞争性的价格上获得优质商品和服务。采购控制应有助于投标者的公平竞争，能获得货币的最佳价值，将腐败和特权风险降至最低。一些国家的政府购买功能是通过某个采购中心的任务体现出来的。理论上，集团购买可以获得低价位。但由于存在采购中心对客户的官僚习气、存货过多、中间损失、偷盗以及对市场和技术变化反应不够灵敏等问题，实际效果不尽人意。这样看来，似乎应让下属采购部门对其采购行为负责，而且应该成立监督和帮助下级采购部门的中央公共采购办公室，其职责主要是制定规章制度，确保采购部门雇用培训合格的员工，完善培训体系和监督政府采购。除之，良好的采购控制应包括：(1)采购的标准及相关制度应规定清楚，并公布于众；(2)采购过程应接受公众监督，采购结果应公布于众。竞争方的名称、投标价格、中标者的价格也应该公开；(3)契约签订和整个采购程序应接受立法机关和审计部门监督；(4)应保存书面记录，便于公众查询；(5)工作人员的公务职责和个人利益不应有冲突；(6)财务委派和恰当的岗位职责分离及岗位轮换是必要的。
三
审计监督，是指独立于政府或财政部门之外的国家审计监督。不同国家，国家审计组织的名称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可称为最高审计机关，或简称审计机关。在大多数讲英语的国家，特别是英联邦成员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最高审计机关是由惟一一位独立的审计长负责的国家审计机关。如美国总会计署(GAO)、英国国家审计署(NAO)、印度审计员审计师总署(CAG)等。在大多数拉丁语国家，审计机关就是审计法院，由法院成员集体领导，享有与传统法官同样的地位，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但是，也有不同于上述两种审计机关模式的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某些中东欧国家，他们的最高审计机关综合了上述两种模式的特点。欧共体的欧洲审计法院(ECA)也是如此。
按照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出版的《审计准则指南利马宣言》中的精神，有效的国家审计在财政预算支出管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检查不合规的行为，包括滥用公共资金及在管理体制上的缺陷；(2)确定预算执行报告及其他财务数据的可靠性；(3)发现浪费和无效率的事例和制度，并加以改进，以更经济地使用预算资源；(4)提供项目执行结果的可靠数据，作为将来调整预算分配的基础。
为了充分保障国家审计对政府财政预算实施有效的监督，最高审计机关通常是设置于政府机关之外，只对国家立法机关负责。在英国及其他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以及一些欧共体国家和美国，其最高审计机关直接对立法机关负责。另一种保证其独立于被审计对象即政府的方法是，任命审计长或审计法院成员时必须取得立法机关的同意。审计长通常或者由立法机关任命，或者由立法机关和政府共同任名。作为一个特例，瑞典和芬兰审计长的任命，由政府机构作出。在某些国家审计法院的成员和审计法院院长是由立法机关，或者由立法机关与政府一起任命的，西班牙、德国和荷兰就是如此。在这里法院成员的地位超然和终身制是实现审计机构独立性的保证。
最高审计机关真正的独立性是十分必要的。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应该是清楚的，最高审计机关应该有其自己的预算、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去决定审计范围、获得有关审计的文件和数据、对审计结果的报告作出独立的判断。
最高审计机关的审计类型和内容主要包括：事前审计、合规审计（内部控制制度审计）、财务审计（传统的预算审计）、资金价值审计（绩效审计）等。许多时候这些审计是综合在一起进行的。比如，许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都需要对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或其他财政报告进行审计。初看，这类审计的目标是审核报告中数据的可靠性。但是为了提供审计意见，审计者并不单纯只是审核报表以及用来支持这些报表的数据文件，审计者还需要审核用来完成统计数据的会计和其他制度，以及用来保证交易得到恰当反映的会计和其他控制方法，经常对各种类型的交易行为进行小规模抽检是检验会计和内部控制系统有效性的一种方法。因此，这类审计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审核支持报表的会计制度和管理控制措施的可靠性。
因为审计机关面临着各项不同的任务，因此，仔细地权衡工作重点是必要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公共财政制度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一些易于导致腐败的领域。在内部控制不够可靠的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建议主要关注合规审计和财务审计，将其作为加强控制战略的一部分。资金价值审计应当放在第二位，在解决好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等基本问题之后再考虑。
财政部门不仅是审计机关的审计对象，也是审计机关的合作者。审计机关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多与财政部门进行合作。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审计机关能有足够的人力对每个政府机构的每一项交易进行检查审核。对审计机关来说，比较明智地做法是选择与财政部或各机构的内部审计合作，协调利用其审计资源来加强内部控制，以防止不合规行为的发生和其他预算资源的浪费，而不是去做检查和纠正可能发生的每一项不合规行为。通过合规审计战略的利用，审计机关可以确定导致不合规行为发生的控制弱点，展示不能纠正那些弱点的后果。财政部和其他中央管理机构，能够在政府范围内利用这些信息，去改进内部控制，特别是去加强作为保持有效控制结构必要组成部分的内部审计的力量。财政部可以说在实施审计机关的建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审计机关也应小心地保持它与财政部门之间的独立性，避免被看作是财政部门的机构或代理人。
对于审计报告的报送，一般在建立最高审计机关和确定其职责的法律中就已规定。在许多国家，所有的审计结果都应报送给立法机关。这些报告可单独提交，或者集中定期提交。提供给立法机关的报告也经常自动地提交给负责监督审计机关的委员会。但是，上述对报告的提交仅是对审计报告提交对象的最低要求，绝大多数审计机关具有相当的权限，将审计报告报送到他们认为适合的地方。
分发审计报告的一般原则是将报告提供给那些对其主题感兴趣的，特别是那些需要根据报告提出的结论和建议采取行动的人。例如，被审计的单位总是应该被告知审计结果的，如果报告中包含预算分配和预算管理的意见，需将报告提供给财政部或其他中央预算办公室。如果审计显示需要修改法规，审计机关应将报告提交给负责该项法律制定的相应立法机关中的专门委员会或负责提案的部门。
审计机关和其他审计者也应当认识到，在民主国家，普通大众有权了解对公共部门和公共基金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在许多国家，所有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除非由于国家安全原因受到限制外，都应该提供给大众。审计者应该认识到将政府运行情况通过媒体告知大众的作用，而且应该采取措施来保证媒体了解重要的审计报告。胜任的、有能动性的媒体对有效地利用审计结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公众多数都不能直接理解审计结果。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206
【分类号】F101
【分类名】财务与会计导刊
【复印期号】200305
【作者】刘中华
【作者简介】刘中华 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摘要题】理论探讨
【参考文献】
[1] 瓦茨，齐默尔曼.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威廉姆·司可脱.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3] 汤云为.会计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4] 刘明辉.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C].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5] 卢永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J].会计研究，2000,(6).
[6] 刘玉廷.关于会计研究方法问题[J].会计研究，2000,(12).
[7] 汤云为.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2001,(5).
会计理论是对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概念、会计原则以及它们对会计实务的指导关系所作的系统说明。纵观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于规范会计研究，实证研究较为少见。近年来，实证研究又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打破规范会计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固然不错，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有失偏颇。
一、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对比
规范研究方法是指通过强调演绎方法对会计理论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规范会计理论。规范研究方法所强凋的是世界应该如何来运行，而不关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它试图判定“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什么”。它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即从已有的科学结论、原理和定律出发，推知另一个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演绎方法。演绎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其中每一个事物必须具有，所以，从一般必然推知个别。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要求其前提正确，推理严密。只要前提是经过实证的科学事实，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可靠的逻辑关系，那么，所得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有效的。规范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建立会计目标为起点，一旦目标被界定，就必须描述某些关键性的定义和假设。基于这些定义和假设，便可展开对会计目标实现过程的逻辑结构研究。因此，规范性会计理论主张不应受会计实务的影响去发展会计理论，强凋会计理论应当高于会计实践并指导会计实践。规范会计理论下的会计模式都是先假定会计目标再继而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由于目前人们对会计目标认知上的差异，根据单一目标建立起来的会计模式，在会计信息已成为公共信息的今天，其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怀疑。
实证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指以事实结果为标准，验证与衡量理论或观点、假说的正确性。它是指通过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况，由观察数据产生的相互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近似的正确性的一种方法。实证研究被引入会计领域是时代的要求，是会计学发展的必然。现代社会中，为决策服务的预测成为焦点性的问题，会计领域必须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向决策部门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对会计信息的利用者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尤其对有效市场假设进行的大规模实验验证的结果给规范会计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些经验结果表明，规范会计赖以生存的某些假定条件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实证经济理论引入了会计领域，实证研究逐渐引起会计界人士的重视。其具体背景是，1976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詹森在斯坦福大学主持会计讲座期间，首先提出应以实证方法从事会计研究。1978年，美国会计学家瓦茨和齐默尔曼合作发表了“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一文，1979年，两人又合作发表了“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一文，这是最早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此后，这一理论逐渐系统化。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两位教授所在的罗彻斯特大学也因此脱颖而出，实证会计研究硕果累累，因而人们将实证会计学派称之为“罗彻斯特学派”。
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所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并寻找出这些会计现象发生的原因。它是以经验与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新理论。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会计实务是发展会计理论的基础，从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现象中推导出隐含的会计理论。因此，实证会计研究总是既将理论作为终点，又将理论作为起点。 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一般是：确立研究课题→寻找相关理论→提出假设或命题→使假设或命题可操作化→设计研究方案→搜集数据资料→分析数据以检测假设或命题→分析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中，大致可概括为：(1)提出了有效假设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2)研究会计赢利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3)对竞争性假设的实证检验；(4)对会计信息与破产风险的相关性进行验证；(5)对会计人员及管理人员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报酬计划、债务契约进行实证检验；(6)对会计与政治活动、会计政策的选择等进行实证检验。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内容中，提出了契约成本、代理成本、政治成本等概念，进一步论证了契约理论和各种最佳选择的必要性。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的会计理论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可作实证研究的课题。比较经常性的有：(1)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时间、内容、文字风格、方式等受何种因素的影响；(2)公司为何要用某一信息披露策略；(3)公司信息披露策略和战术的选择与变更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及对管理人员、投资者、债权人、公司职员的影响；(4)选择和变更会计方法的制约因素；(5)会计方法选择和变更对企业、投资者及管理人员的经济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6)会计方法选择和变更对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7)会计法规和准则的社会经济后果；(8)会计信息使用者如何使用公司的会计报表等。
另外，集中研究同一课题或将同一课题细分之后加以分别研究，也是实证研究的一个倾向。为了使企业经营趋于合理，必须对特定的课题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思维方式进行探索；或者将同一课题划分为一个个子课题，分别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实证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是比较热点的会计研究方法，尤其是随着财务会计实证研究内容的泛化。传统财务会计中的会计报告部分占整个会计实证研究的第一位。同时，关于会计准则等会计制度的研究也占重要地位。概括起来说，跨学科研究的广泛展开，对实务课题研究的重视，即反映会计环境的课题增多也是明显的例证。今后对财务报表各项目的数据预测、信息利用者的决策、行动方案的选择等进行实证研究，仍将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在应用实证法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1)选题的适应性；(2)实证会计研究的规范性；(3)数据的质量；(4)模型和方法的适应性；(5)验证结果的客观性；(6)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集中。
三、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当前，我国会计界，实证研究异军突起，并得到许多人的极力推崇，对规范会计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多数属于规范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往往注重于假说与推论，缺乏应用价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会计研究领域内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一方面，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企业内部经济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企业内缔约各方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对会计行为施加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公司制企业日益增多，资本市场日趋复杂，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倍受关注。因此，为弥补传统会计理论的缺陷，推行实证会计研究十分必要。但是，应当明确，两大会计研究各有其优缺点，因重视一方而偏废另一方极不可取。实际上，实证会计理论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契约成本与政治成本。由于对所采用的一些概念还不能予以明确的解释并加以量化，验证模式中的契约成本、政治成本等只好以“替代物”来表示；(2)限定的线性模型缺乏依据，在所假设的模型中，预测能力较低；(3)契约中的变量都是线性的，忽视了相互之间存在着共线性。这样，要独立分析各个变量的影响就很困难；(4)大部分实证会计理论进行的研究多限于某一时点上的对比。这种对比，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尚值得怀疑。因此，实证研究在选题方面大都集中于可以取得经验数据的一些财务会计问题，但对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却很少、甚至从不涉及，同时它很注重某些经济现象与会计的关系的研究，却常常有意或无意回避财务会计的技术方法。在实证会计理论中，一些模型中相关参数可能是言过其实的，以致有时直接和用被修整的会计信息进行不实的实证，这样产生的实证结果，就会显得过于勉强。例如，企业行为的改变究竟应归因于会计准则的变化，还是归因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等。这是实证研究包括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中固有的缺陷。此外，由于实证会计研究难以计量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会计选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从统计角度而言，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即使已试图用其它变量进行替代，也无法回避其方法论上的缺陷。
以上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作为基础和前提。只重视一方面忽视另一方是有失偏颇的。归根到底，会计研究是为了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会计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计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
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
——以山陕会馆为例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206
【原刊页号】73～76
【分类号】F7
【分类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302
【英文标题】0n the market course of Business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taking Shanshan Guild Hall as an example
LI Gang，SONG Lun，GAO We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文章日期】2002-06-30
【作者】李刚/宋伦/高薇
【作者简介】李刚，宋伦，高薇，西北大学 社科系，陕西 西安 710069
李刚，男，教授，从事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具体探讨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所含的市场化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各级市场的转变，从而揭示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市场化历史进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揭示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提供历史借鉴和启迪。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Taking Shanshan Guild Hall as an example，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market factors of the business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in details，which caused the business guild halls to change finally into nt all kinds of markets. And that shows the market course of business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Study on this issue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meaningful to indicate the developing law of the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but also a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关键词】明清时代/工商会馆/市场化因素
Ming and Qing Times/Business Guild Hall/market factor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2）06-073-04
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作为商人“贸迁有无，杩祀燕集”的场所，本身是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但它与“公车试馆”和“移民会馆”不同之处在于，工商会馆更多地带有市场化因素，表现出更多的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些市场化因素和特征，最终导致了一部分工商会馆向各级市场的转变。这是会馆史研究中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注：关于会馆史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全汉升先生所著《中国行会制度史》为代表，认为全馆是“同乡行会组织”；后来，吕作燮先生的论文《明清时代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认为“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有扩大研究视野的意义，但当时人们仍然多从经济方面论及会馆。改革开放以来，以王日根先生所著《乡土之链》为代表，认为会馆是“易籍同乡人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对会馆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明清时期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也没有论及部分工商会馆向各级市场的转化。）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明清工商会馆的时代进步性质。本文仅以山陕会馆为依据，探讨工商会馆运动变化的历史规律，揭示一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市场转化的历史轨迹。
一、明清工商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
会馆产生于明盛行于清绝非偶然，它本身是明清时代传统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首先，工商会馆最初是适应地域商帮贩运商品坐地经销的需要而产生的储货之所和藏身之地。明清之际，中国人口迅速增加到4亿，市场容量急剧扩大，为满足急剧增长的人口基本生活所需，传统市场商品结构从奢侈品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这些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活的“养生送死之具”，具有面广量大的特点，数量动辄以亿计，绝非个别商人所能流转，这便促使各地商人以地缘乡土关系为纽带，组成集团化商帮在全国从事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活动，形成北柴南米、北棉南布的区域商品流通局面。这些异地商帮在贩运商品的经过地或目的地，由于携带商品数量巨大，就需要有一个贮存货物的场所和旅居藏身之地，以便集中地开展商业经销活动，最初的工商会馆就是适应这一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乾隆四十一年《吴县永禁官府占用钱江会馆碑》中就说：“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5.12.）以山陕会馆为证亦是如此。乾隆六年《苏州全秦会馆碑记》就指出，修建会馆的目的是为了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陴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375-376.）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中，把会馆设立的原因说得更具体，”聊摄为漕运通衡，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来者锺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志诚解事者，议立公所。”（注：竟放.山陕会馆[M].南京：金陵书社，1997.3.）安徽毫州山陕会馆的设立亦是如此，该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中载明，会馆设立的原因是，“首事王壁、朱孔影，皆籍系西陲，而行于毫，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亟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注：海开远.花戏楼[A].毫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M].167.）由此可见，最初工商会馆的设立，完全是为了满足同籍商人在异地储存货物、寄居藏身的需要而设立的。只有当他们在客地站稳脚跟，业务开展起来以后，会馆才发展了“联乡谊，敬神庥”的其他功能。
其次，交换商情，评议市价，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是工商会馆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如果会馆仅仅是作为商人的储货仓库或旅居馆舍，工商会馆就不会在明清时代发展到那么繁盛的局面。事实上，推动会馆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交换商情、评议市价、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地缘商帮在客地以会馆为根据地，业务开展起来以后，必然会与本地商帮和牙行脚行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业务矛盾。同时，利益刺激下本帮商人内部的不规范市场行为也会不断增加；而中国官府历来对市场运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过多干涉。这便迫使商人为了维护本帮商人的利益，维持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而自发组织起来，以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辅，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钱，头区三分，刻石为令。”（注：康熙《续修商志注》，卷二，“村落”。）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撒，给钱而不给银”，使众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注：碑刻抄件，谊碑现存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内。）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注：河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37.）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工商会馆是为了加强对市场上流动商人的管理而建立的社会管理组织和商人自治团体。明清之际，在经商浪潮的挟裹下，大量商民为利益所驱使，抛妻别子，走出家门，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人区域流动。如何加强对市场上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商人的管理，是传统市场发展对社会提出的新问题。尽管明清政府试图通过“占籍”制度来加强对流寓商人的管理，但仍不能使寄籍客地的商人从心理和行为上融入当地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为此，便需要有一个以乡土地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官府行使对本籍商人的管理，以整合官商不相交接所形成的社会管理空白。会馆作为官府与商人之间的中介社会管理组织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会馆对内作为官府特许的准官方组织，代替官府加强对本帮商人市场行为的约束和管理；会馆对外又代表本帮商人的根本利益与官府周旋，以免去本帮商人受官府的欺诈和勒索。凡此说明，明清之际的工商会馆完全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明清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正因为明清工商会馆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需要而创立的易籍客地商人的社会组织，因此，它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多的带有市场化因素，更多的反映和容纳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某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便是工商会馆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有生命力、更富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地方，因而成为工商会馆在明清时代500多年里蓬勃发展，并在科举制度消亡后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明清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交易之所。其著名的例证为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注：（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说明一些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二）沟通商情；评议市价，使工商会馆成为交流市场信息，调剂城市商品买卖的市场运作场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41.）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的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A].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3辑）[C].1985.4.）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三）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也使会馆与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注：《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三，第52页。）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 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 033 6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首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三是购买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 9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四是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50）这里已经十分清晰的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三、明清时代部分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化
正因为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包含着市场化新因素，容纳了某些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所以这些因素和特征最终导致了部分会馆向市场的转变。这种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特征。而这也正是人们在研究明清工商会馆时所忽略的问题。
明清时代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化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工商会馆本身即市场。如明代以来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临襄会馆，本身就是油市。该油市设于明代，清康熙年间移到临襄会馆，已数百年，直到民国仍是北京著名的食油市场，后来因“恐宵小及未挂号之家，混杂其间，致市内秩序紊乱，会同决议，特创标志，以便来市佩带，俾资识别。”（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又如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乃牲畜市场。（注：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A].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96.98.）再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召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
二是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礼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这种会馆即庙会，是明清工商会馆转化为市场的主要途径。其著名者如：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
山西浮山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注：《浮山县志》，卷四二，民国24年刻本。）
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注：《阳原县志》，卷一八，民国24年铅印本。）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良好之机遇，故今会馆者皆庙宇也。”（注：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A].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96.98.）
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象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三是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注: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A].正阳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C].171.）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注: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A].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C].12.）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注:民国《当阳县志》，卷九，“祠宇”。）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17～20
【分类号】F13
【分类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308
【英文标题】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Distribution System Theory
XU Bao-hong
（School of Accountanc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es, Shanghai 200083, China）
【文章日期】2003-03-11
【作者】许宝红
【作者简介】许宝红，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中国 上海 200083
许宝红（1979-），男，陕西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财务理论与方法研究。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我国在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上新的突破。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按各类生产要素分配的激励作用，则必须完善相应的要素市场。另外，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需要注意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逐步完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
【摘要题】分配与就业
【英文摘要】The report of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ocialist Distribution Principle that“establishing the factor of production such as work, capit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contribution, and per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distribute according to work and coexist many kinds of methods of salary distribution”, this is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alary distribution of our party. Allowing and encouraging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such as technology, management, etc.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s propitious to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and enterprise's administrator, and to promote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We must perfect the various market of productive factors so as to really realizing the encouragement function of distribution by all kinds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Otherwise we need notice polarization problem that may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assigning wealth of society. We should perfec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adapting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f our country gradually.
【关键词】分配制度/生产要素/贡献率
system of distribution/factors of production/rate of contribution
【参考文献】
[1]程恩富.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J].经济学家，1989，（2）.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汤在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J].经济学家，1997，（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图分类号]F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3）03-017-04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表述是对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理论的进一步强调与发展，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已经或正在制定当中。对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的坚持与发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的务实作风，标志着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理论的形成与不断发展。
一、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实施中的弊端
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方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适应单一公有制的要求，我国长期采用按劳分配这一单一分配方式。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被打破，从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非公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在这样的条件下，单一分配方式的弊端日益突出。
所谓按劳分配，指的是社会在做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劳动的数量通常以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来衡量，劳动的质量则以劳动的复杂程度、技术熟练程度为尺度。质量不同的劳动，可以折合为不同的劳动数量。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应该确立合理的倍比关系。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按劳分配的理解与执行却存在着许多偏差。劳动被片面地理解为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脑力劳动被同等对待。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平均主义的统一工资制，在对不同质量劳动的折合过程中，复杂劳动与脑力劳动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水平，往往被严重低估。从而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严重挫伤了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高校培养的优秀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甚至部分专家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移居海外，部分专业甚至人去楼空，人才流失程度极其严重。
此外，对价值创造过程中其他重要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能力等的长期忽视，也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科研工作者以及管理者的工作热情，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潜能的发挥。在贡献与所得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问题尤为严重。
按劳分配执行中的种种问题，一度成为制约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对其进行完善补充，使其发挥出有效的激励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工作热情、创造力和潜能，在我国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逐渐步入我国历史舞台。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1987年党的十三大面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收入多元化分配方式问题的凸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当时，其他分配方式包括个体劳动所得、资金利息、股份分红、风险补偿等。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新观念，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提出做了铺垫。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用“按生产要素分配”概念代替了以前提出的“多种分配方式”、“其他分配方式”等术语，明确地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消费品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
生产要素指的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具备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以及管理才能等。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社会根据各生产要素在商品和劳务生产服务管理中投入的比例和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报酬，即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诸多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益分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对财富创造的贡献比例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已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因此，这些生产要素对创造财富的巨大贡献理应成为分配价值收益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则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五个因素：劳动者熟练程度；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组合形式（如分工协作，组织管理等）；生产资料的质量与效能；自然条件的优劣。五个因素中的任何因素变化都可能导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改变，进而使价值量发生变化。我们党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正在于此。
三、十六大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五大将按生产要素分配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中的分配提供了政策指导与制度保障。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执行中仍存在很大的不完善性。其往往被片面地理解为按资本分配。在众多生产要素中，资本似乎成为最重要的要素，成为除劳动以外的另一仅有的收入分配依据，而其余生产要素的价值则被忽视或低估。
现代公司制企业产权理论认为，在公司制企业结构下，企业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资本的所有权以股权形式归股东所有，股东拥有全部利润的要求权，同时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同股东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其不具有公司利润的要求权，只能领取工资，同时不必承担公司破产的风险。而事实上，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以及科研技术人员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所提供的知识、创造力、管理能力及技术等生产要素已经取代了原来的劳动力、资金、能源、原材料等要素的重要性地位，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获利的发动机与加速器。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一个企业已经无法仅仅依靠劳动和资本就能持续经营下去，优秀的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更重要的财富。因此，如果继续对企业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置之不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带来的后果将可想而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新形势，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已成迫切之势。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看清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高瞻远瞩，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企业实行新的分配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是基于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以及针对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的范围存在限制、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实际情况，理论上必然要求相应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而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等对价值创造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无疑是分配的合理依据。因此，将按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确立为我国的分配制度，标志着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理论的形成。
2.它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科技及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急需提高科学技术地位、增加物质生产的科学技术含量，以及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率。但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由于对科研人员和企业管理者积极性的严重挫伤，极大地扼制了人力价值表现的弹性空间，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技水平的发展及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确立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分配依据地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方式下产生的严重的“逆向选择”与“道德危机”问题。企业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凭借其所拥有的知识、才能获取报酬，摆脱了单纯的雇员角色。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同企业的未来发展及获利情况紧密相连，从而能够激发其积极性，促进科技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整个社会也必然会形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劳动者获得报酬的途径多样化，其必然要通过最有效的分配组合来贡献最大力量，以获取最多的报酬。而当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发挥出自身的最大效用时，整个国民经济也必然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3.它有利于我国企业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分配依据地位，必然会引起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改变。由于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贡献率日益提高，并逐渐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因此，企业必然会将更多的投入集中于此，从而促进企业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与运行，又必然会大大提高稀缺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
四、实际分配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十六大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论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这一理论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如何发挥最大效用，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对这一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加以分析，将具有直接的意义。
1.必须建立健全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价值的衡量必须市场化、弹性化。通过建立相应的要素市场，让市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及价值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完善金融市场，规范其运行规则，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社会资本的自由流动，调剂资金余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借助资金转移，合理分配资源；利用有价证券等价格信号，吸收社会游资，发展生产，扩大经营规模。建立和发展劳动力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促进人才流动，充分挖掘我国人力资源潜力，调动劳动者及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力和潜能。健全技术市场，实行技术的有偿转让，使技术商品化进入市场，调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推动先进技术的交流、推广和应用，使科学技术真正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效用。
2.必须建立健全多种社会保障措施，防止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
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先天禀赋的差异，以及后天资本积累、劳动素质、创造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其在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贡献率的巨大差异，仅仅按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势必导致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如果任其发展，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可能结果，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同时，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而为两极分化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分配制度改革理论，具有突破性意义。它将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加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战略联盟、顾客联盟与知识管理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42～46
【分类号】F31
【分类名】工业企业管理
【复印期号】200305
【英文标题】Enterprises strategic alliance，customers allianc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ZHAO Rui-duo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Yellow River's Landscape and Customers，Lanzhou 730030，China）
【标题注释】2002-10-10
【作者】赵蕊朵
【作者简介】赵蕊朵，兰州黄河风情线管理办公室，甘肃 兰州 730030
赵蕊朵（1964-），女，陕西蒲城人，经济师，从事劳动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从管理战略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企业战略联盟可分为传统、现代、新兴三种形式。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企业怎样建立自己的顾客联盟、开展知识管理。
【摘要题】战略管理
【英文摘要】Judged by the analyses of historical gradual progress of managerial strategy，enterprises strategicalli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forms of traditional，modem and new. With the increasingly sharpening ofthe competition，the progressing of the scientific technology，and the upsurge in the knowledge and economic time，it should deserve attention and study that how the enterprises set up its own customer's alliance and develop knowledge management.
【关键词】企业联盟/顾客联盟/顾客满意/顾客忠诚/知识管理
enterprises strategic alliance/customers alliance/customers satisfaction/customers loyalty/knowledge management
【参考文献】
[1]Zack M H..Developing a Knowledge Strateg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9，41（3）：124-125.
[2]Hansen M T，Nohria N，Tierney T..What's Your Strategic for Managing Knowledge.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9，77（2）：106- 116.
[3]史言信.论企业战略联盟形态演进[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2，（3）.
[4]王竹青.战略联盟——企业竞争新模式[J].渝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5]项保华.战略管理——艺术与实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6]韩经纶，韦福祥.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互动关系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1，（6）.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3）01-042-05
一
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各自的某种战略目的，通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而结成的一种网络式的联合体，它可以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共担风险、共享资源、获取新知识、开拓新市场。
（一）战略联盟的初级形式——价格联盟。在工业化初期，由于产品之间的强替代性，导致产品的竞争在市场上体现为产品价格之间的竞争。控制价格成为企业取胜的关键，此时价格是企业所渴望的最稀缺资源。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尤其是寡头市场中，寡头企业发现如果相互联合控制价格，而不是一味地打价格战，会给自己带来超额利润。于是在19世纪末，企业战略联盟以卡特尔的形式出现。卡特尔及其以后的经济联合组织辛迪加、托拉斯，基本上都是以控制销售价格及采购成本为目标的联盟形式。一般认为，这是战略联盟的初级形式。其特点是目标单一、合作比较简单。在产品差异度小、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的产业中，价格联盟很容易被采用。
（二）现代意义的战略联盟——产品联盟。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合谋来获取垄断、违背市场竞争中的公平原则、以明显的价格联合为目标的联盟已不合时宜，在此情况下，现代意义的企业联盟应运而生。
对于现代战略联盟，美国战略管理家麦克尔·波特的定义是，“企业间达成的既超出正常交易，可是又达不到合并程度的长期协议。”这里，战略联盟涵盖产品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即在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均有创造联盟的机会。其定义把股权与非股权合作均包括在战略联盟之中，这样极大地扩大了联盟涵盖的范围。从企业要完成的战略目标角度可分为合作研究与开发联盟、联合生产联盟和市场开拓与发展联盟。
（三）新兴的战略联盟——知识联盟。在以往的经济社会，知识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新兴的企业战略联盟便是伴随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知识联盟及相似的联盟形式。
企业经营必须掌握的知识是一种组织知识，包括组织、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知识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知识产品交换的高成本，决定了企业只有通过知识联盟，才能改善企业无法高效地获得自身所稀缺的知识资源的状况，并与其他组织合作做出新的创造。
与现代意义的战略联盟相比，知识联盟具有以下特征：（1）学习和创造知识是知识联盟中的中心目标；（2）知识联盟伙伴之间的关系要比产品联盟密切；（3）知识联盟的参与者范围较广；（4）知识联盟比产品联盟具有更大的战略潜能。
二
目前，企业正进入一个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的经营时代，企业能否使顾客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满意，是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转化为收入和利润、在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的关键。
（一）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菲利普·科特勒认为，顾客满意（customer satisfaction）“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效果（或结果）与他的期望值相比较后，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从中可以看出，顾客满意是一种期望（或者说预期）与可感知效果比较的结果，它是一种顾客心理反应（不满意、满意和愉悦状态），而不是一种行为。顾客忠诚（customers loyalty）是由于价格、产品/服务特性或其他要素引力的影响，顾客长久地购买某一品牌产品/服务的行为（韩经纶，等2001）。其衡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顾客是否重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品或服务质量决定顾客满意，顾客满意则部分地决定顾客忠诚。顾客满意或愉悦不一定必然忠诚，而不满意不一定必然不忠诚。但一般情况下，累积的顾客满意会形成顾客忠诚（见下图），产生再次购买的动机，久而久之，这些消费者就构成了企业稳定的顾客来源。而顾客不满意则会产生以下情况：（1）逃离。当不满意度超过某一界限时，顾客就会逃离原来的企业，寻找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这种情况对企业的危害最大；（2）徘徊。企业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还不至于马上使顾客离开，他们还抱着“再试试看”的态度，在“再次消费”和“逃离”之间徘徊。对于这种情况企业应采取有效的沟通方式，以正确引导顾客的“再次消费”；（3）抱怨。有研究表明，顾客在对产品或服务不满意时，只有不到20％的人会投诉，更多的人选择的是不重复购买。顾客向企业投诉不满意的服务，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建立正式的顾客抱怨回应制度，及时、有效地找到产生抱怨的症结，对症下药，给顾客一个满意的答复，则会大大激发他们再次消费的欲望，否则企业最终将失去这部分顾客。
顾客满意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顾客不满意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企业失去顾客，而顾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失去了顾客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与此相反，顾客满意和因顾客满意而形成的顾客忠诚则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对此，企业可进一步改进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动态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基础——顾客（群）。“企业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创造顾客”。但是在战略研究中，长期以来顾客始终是以企业外部变量的形式出现的。在战略实施上，企业常会采用“顾客为导向”的经营思路。然而，顾客导向的战略实施存在这样一些弱点，如顾客导向下的企业有可能满足了现有顾客的需要，却没有为将来顾客的需要做好准备，对现有顾客及潜在顾客之间的投资不适当等，结果是企业难以恰当地处理短期发展与长期成长的关系，不能持续有效地经营等。
当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顾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谁赢得了顾客谁就会成为赢家；产业界限变得模糊——替代品常产生于其他行业中；产能过剩——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超过了需要；顾客期望发生巨大变化——变动性更大、更加难以预测，等等。环境的急剧变化，使许多经营很好的企业如IBM、GM、SEARS等都难以对其经营环境进行预测，企业对于快速变化的环境感到困惑。
在剧变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基础在于保有并扩大自己的顾客群。具体的途径是改变顾客是企业战略外部变量的假设，把顾客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之内来，建立顾客联盟，加强对顾客联盟的知识管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只有达到这个要求，企业才能够不断地从顾客那里取得经营所需要的资源，也才能够实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保有顾客的前提是了解顾客的需求及其变化。在复杂、变动的环境中，适时了解顾客现实及潜在需求是很困难的。为此，企业需要与顾客建立紧密的信息反馈机制，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应为顾客送去他们需要的产品，而不是让顾客自己去寻购产品。由此，企业应致力于与每一个顾客建立起一种“学习型关系”，不断地从顾客那里学习到关于顾客需求的知识，并运用到企业经营中去。
（三）顾客联盟的作用。顾客联盟对于维系至关重要的顾客资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
（1）通过顾客联盟，企业可以了解到顾客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在购买、使用或维护产品中所积累的经验等，这些信息常常是企业预测市场发展趋势、发现并识别新的市场机会、改进产品或服务、合理确定企业目标所必须的关键信息，它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业预测能力、应变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因此构成企业动态环境下竞争优势的基础。
（2）在顾客联盟中，企业在与顾客的紧密互动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以下机会：在服务交付中利用顾客知识、吸收顾客知识、合作开发知识、边学边干等其他动态关系效应。其中，合作开发知识意味着，除了具有与顾客的合作效果外，顾客联盟对企业的知识基础也会产生动态影响。例如，要求苛刻的顾客可能促使企业在内部开发知识以满足这一需求。
（3）对服务产品供应商而言，顾客联盟是其更为重要的知识源泉和知识开发的合作者。组建顾客联盟、向顾客学习，对于资源的充分运用与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为企业的资源基础提供重要支撑，而且还可以为能力的充分运用和构建指明正确的方向和提出新的不断变化的要求，从而有助于明确企业竞争优势动态演化的趋势。
（四）案例：Teltech公司的顾客联盟。Teltech公司的总部位于Minneapolis。它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技术专家网络，目的是使存在特定技术问题的顾客与某个相应的专家联系起来。然而，由于顾客很少能够用技术术语清楚地阐明自己的需求，致使该公司在寻求合适的专家方面存在很大困难。为此，Teltech公司利用网络来解决这一问题。
它在网络上推出了一个称作为知识域的工具，用以识别合适的专家。利用这一工具，顾客能够很快地发现解决其问题的专家。同时，在收到许多不成功的搜索记录后，负责日常维护的知识工程师会尽快地把这些信息添加到术语图中。这样，在任一时刻，通过向顾客学习，Teltech公司都持有顾客所用的技术术语的清晰记录。从而为公司理解顾客需求、提供优越顾客价值、赢得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在这里，公司与顾客之间运用知识域这一界面建立起联盟关系，顾客通过它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而公司利用它获得了顾客需求的信息，知识域成为连接双方的桥梁。正是通过它，Teltech公司可以适时地了解到顾客需求的变动，而顾客也就成为了公司的有机构成部分，为公司不断提供新的关于顾客的知识。
三
产业结构、科技进步与消费者行为的快速变化，使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观，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而知识又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基础，所以如何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重要。
（一）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是在知识经济浪潮中管理领域产生的一次新的革命。与知识管理有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人们普遍认识到知识是一种竞争资源，并将知识管理作为新的领域加以研究，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1）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学术界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竞争资源，人们对信息技术的增效作用非常重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加人们的知识数量上；（2）20世纪S0年代末，知识管理这个术语开始普及。1989年美国召开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同年，在欧洲开始启动国际知识管理网络。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一些先进的咨询公司开始在公司内部开展知识管理活动，日本、欧洲的一些先进企业也开始有选择地推进知识管理；（3）20世纪90年代后，计算机网络在西方各国白领部门迅速普及，信息技术作为提高效率、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手段开始发挥作用，知识管理首先在美国，随后在西方其他各国企业中得到推广。目前，知识管理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企业中得到运用，成为倍受关注的一种新的经营方法。其核心是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特点是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技巧、经验等知识和存在于计算机中的信息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经营资源，通过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处理、交流、共享、更新等过程的管理，实现知识的增值，提高企业员工和组织创造价值的竞争力，为利益相关者服务。
（二）顾客联盟的知识管理。在动态环境下，知识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具有边际递增的生产潜力。企业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信息的竞争，就是创造、掌握与利用信息的能力的竞争。在顾客联盟上也是如此。哪一个企业能够做到快速地获取顾客信息、迅速对变化了的顾客需求作出反应，这个企业就可能在竞争中领先。有关顾客的知识在竞争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企业在顾客联盟上需要进行知识管理。
首先，从企业内部来看，对顾客联盟进行知识管理的基础是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与能力，它包括企业的能力、惯例与技术系统、员工的专有知识、基础设施、企业的内部开发活动（如研究开发、员工培训）等。
其次，企业与顾客联盟主要是通过联盟界面来进行知识的交流活动的。这种知识的转移与开发主要有三种形式：由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所转移的知识——它是由企业当前的知识基础支撑的企业知识的运用活动；知识的吸收与整合——内部开发活动促使企业从顾客联盟中吸收知识，通过互动界面，把内部开发的知识与通过顾客联盟获取的知识整合在一起。
第三，企业与顾客联盟存在着如下几种知识流动形式：（1）合作项目或顾客联盟通过直接吸收知识、知识的合作开发与要求苛刻的顾客的动态效应对企业的知识基础和经验做出贡献；（2）内部管理服务支撑商品或服务的交付并为其提供有利的环境；（3）在与顾客的合作中提供内含知识要素的商品或服务，把一部分知识体现在其中；（4）紧密互动和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交付过程提供了在个人和团队层次上吸收知识和边干边学的机会。
在顾客联盟中，顾客本身拥有的知识的明晰度决定了企业可以从顾客那里取得知识的难易程度。受制于外部协调机制、谈判与契约及合作惯例与结构等。如果能够开辟良好的与顾客沟通的渠道，顾客关于产品、服务乃至对企业本身的看法、意见或建议就可以及时传递到企业中去，否则企业就难以了解顾客关于企业的真实的观点。
同时，企业对顾客联盟进行的知识管理还受到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是组织诱因与企业文化因素等。企业需要建立鼓励向顾客学习的激励机制，同时也需要倡导这种文化。其中，企业的学习能力是顾客知识管理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这种知识常来自于与顾客紧密的接触活动中。惠普公司为了保证其产品的设计能够充分运用上顾客知识，就规定其设计人员必须要有在销售第一线有一段时间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工作经历。
为了使对顾客联盟的知识管理具有持续性，企业需要有卓越的管理认知、协调能力与有效管理知识开发的能力。创造一种支持联盟知识持续吸收过程的环境。并持续增强与顾客的关系、增加与顾客互动的机会。同时，为知识开发与能力构建而识别不同的顾客类型，并针对不同顾客类型实施不同的顾客管理措施。
加入WTO后，我国各产业领域终将逐渐面向世界开放，外国公司将对我国幼小企业造成巨大的竞争威胁。我国企业今后面临的将是严峻的竞争考验，将不能或很少受到政府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惟有依靠实力才能生存下去。“创新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关键是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管理创新和经营创新。”
战略联盟的创建既能适应本土文化和市场环境，又能和国际接轨，使企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经营管理体制与机制，使我们在创造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的同时，可以从容应对外国大集团的战略性挑战。企业要获取竞争优势，就需把与顾客的传统的销售关系转化为联盟伙伴关系，建立顾客联盟，用顾客联盟来充实竞争战略的分析起点。只有那些对基于顾客联盟的学习进行有效管理的企业，才能够在动态环境下更快地构建起竞争优势并保持其持续性。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出现、知识资源地位的上升，使企业运营的核心要素发生了变迁，企业管理模式也正发生着深刻的转换。知识的创造、积累、转换和利用成为延续企业生命活力的基本活动，从知识管理角度探寻保持企业活力、跨越成长陷阱的良方，变得愈加重要。因此，我国企业应着眼于今后的艰巨形势，以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开展战略联盟、实施顾客联盟和知识管理。通过学习、合作、竞争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强强联合、强弱联合、跨国联合等多种形式的联盟方式，建立起牢固的企业战略伙伴体系；将资源和财富交给能使其获得最大增值的人去经营和运作，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使企业的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并创造更大的价值。
注释：
顾客满意模型图虚框部分系Richard A.Spreng，Scott B.Mackenzie和Richard W.Olshavsky等人在附加差异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综合的顾客满意模型。其中“+”表示正相关，“-”表示负相关。
中国产业问题的制度分析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205
【原刊页号】1～6
【分类号】F13
【分类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302
【英文标题】Analysis of Chinese industrial system
JIANG Chun
（Commercial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文章日期】2002-07-10
【作者】江春
【作者简介】江春，武汉大学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江春（1962-），男，湖北黄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美国曾专门就中国的产业结构同美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过细致的比较及广泛的考察。从事新制度金融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农业生产力低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服务业落后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现行的产权制度。因此，要实现中国产业的高度化及结构的合理化，惟一的办法是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现行的产权制度。
【摘要题】制度问题研究
【英文摘要】The article holds a view tha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Chins at present，such as the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the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 backwardness of service trades，and the irrational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o on.And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lies in property system currently in effect.Therefore，if we want to realize high Chinese industrial and rational structure，the only way，fundamentally，must be a reform of Chinese property system currently in effect.
【关键词】产业/产权/产业问题
industry/property/industrial issue
【参考文献】
[1]R.C.Usu（1991），Economic Theory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IMF（1993），China：Economic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Washington DC.
[3]R.Shen（2000），China's Economic Reform.Praeger.
[4]W.A.Byrd（1993），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M.E.Sharpe.Inc.
[5]（南）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肖耿.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刘伟，李凤圣.产权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8]邓伟根.产业组织：结构与组织[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9]薛荣久.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10]刘小怡，等.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1]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2]林桂红.加入WTO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J].学术论坛，2001，（2）.
[13]龚晓瑾.对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深层原因的思考[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1，（3）.
[14]王颖.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劣势与贸易利益[J].福州大学学报，2001，（4）.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2）05-001-06
目前，中国的产业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为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产业问题。
一、中国产业的现状分析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农业的生产率低下
从第一次产业（主要是农业）来看，中国的农业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农业却十分落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主要农产品（粮食和棉花）的国内价格水平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耕地面积缩减、对土地的投资减少及土地质量下降、农业耕地经营规模过小且零碎分散（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仅0.4公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结果导致粮食价格也随之迅速增长。据匡算，目前我国大米、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已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30％、70％、50％和60％。这意味着，我国主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实力已迅速下降。同时，由于政府对粮食流通实施直接干预，垄断粮食供给，结果使粮食价格被扭曲，优质不能优价，劣质不能低价，这就导致我国粮食质量的低下，从而使我国粮食产品的竞争力更趋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同时，我国农民的收入却在下降。由于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因此，农民收入的减少将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
从第二次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来看，我国制造业的比重较大。据估计，中国制造业约占全球制造业的40％，钢铁、水泥、纺织等产量均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不高。我国工业在技术及创新能力方面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由此影响到生产规模、成本、质量、品种等许多问题。
中国虽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小规模制造和传统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家电、纺织服装品（注：目前，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尽管居世界首位，但却存在着产品品种单一、款式落后、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例甚低的问题。此外，我国的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还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普通日用消费品、鞋类、皮毛制品、玩具、自行车、钟表、缝纫机、五金制品、箱包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这些产品多属中低档，加工层次浅，产品附加价值低，产业的关联效应不大。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上我国则不具备比较优势。
虽然我国机械行业已有一定基础，且机械产品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但我国的机械行业存在着产业集中度低、规模小、重复建设严重、技术与设备水平较落后、技术含量低及工艺落后的问题。如我国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还不到5％，低水平的老产品占75％。电子计算机、船舶、空调设备等虽处于成长阶段，但都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在技术、品牌、信誉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且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较落后，没有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至于电冰箱、蓄电池、钟表、机车等产业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外企业。而且，中国的许多行业，如电话机、照相机、轮胎外胎、日用精铝制品、发电设备、室内空调、农药、化学原料、微波炉、洗衣机、内燃机、机车、彩电、金属切削工具机、冰箱等生产能力过剩，设备大量闲置。这表明这些行业内部存在着大量的不具经营效率的生产厂商（如我国虽是电视机生产大国，但我国并不掌握电视机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还得依赖进口），而在精密加工机械、精密化工、航空、精密医疗仪器设备、生物制品等高新技术产业上，我国则更为落后。
特别突出的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由于长期受政府的保护，加上我国的汽车工业技术水平低，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我国汽车的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同时，由于我国基本上不具备自主开发整车的条件和能力，我国汽车行业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除较为典型的汽车工业外，我国的石化、化工、造纸、电子、钢铁、冶金、制药等行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成本高等问题，（注：中国每吨钢的生产比世界先进水平多耗能0.2-0.3吨。）且这些行业的科技开发水平和创新能力十分低下，许多产品（如医药、化工产品等）基本上是仿制品，这些行业是我国的比较劣势行业，而这些行业（如石油、石化、电力、汽车、冶金、医药、电子等）恰恰又是我国目前盈利较大、提供财政收入较多的行业。因此，一旦这些行业陷入困境，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财政收入，从而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服务业十分落后
从第三次产业（主要是服务业）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则十分落后。中国的服务业不但比重小，而且竞争力弱。据WTO统计的服务部门多达150多种，而中国所能提供的服务只有40多种。目前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5％，世界平均水平为50％，发达国家为60％—70％，（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货物贸易，这使得国际贸易不断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倾斜。西方发达国家正是推动这种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服务产品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为40％以上，而美国的这一比重则为70％—80％。我国的服务业基本上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为主，与高科技结合的程度低。特别是，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领域（如金融、保险、电信、通讯、航空运输、技术、知识产权、数据处理等方面）还没有发展起有效率的企业，且这些领域基本上都由国有企业垄断，因此，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不高，服务质量较差，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资讯化的趋势不断加快，特别是以信息、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等资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而我国在这方面则更显落后。总之，中国还未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服务贸易体系，因此导致服务贸易水平的严重低下。由于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功能，因此，服务业的落后也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功能。
总的来说，中国有三类行业处于比较劣势：（1）生产率低的行业，如农业；（2）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3）受政府保护的行业，如金融、电信等服务业。
（四）存在着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农业及服务业十分落后，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而且还存在着各地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
所谓产业结构趋同，是指我国各地到处都存在着生产相同产品的产业，或者说各地产业结构相似，全国各地没有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状况而将本地资源集中在发展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产业上，以实现专业化生产，并通过与外地的比较优势产品相交换而获得国内贸易利得，出现各地都同时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奇特现象。如我国有30个省市区生产电力、食用植物油、饮料酒、毛线、锯材、家具、水泥等；29个省市区生产硫酸、化肥、塑料、钢材、锅炉、泵、拖拉机；28个省市区生产烧碱、合成氨、轮胎、平板玻璃、铁合金、机床、风机；27个省市区生产农药、铝、电缆、电话机、彩电；26个省市区生产铜；25个地区生产内燃机、表。另有20至24个地区生产丝、自行车、洗衣机、空调和钟等。据测算，我国中部和东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和中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率则为97.9％。（注：童频.用市场规则唤回国企的春天[N].金融时报，1999-11-16（3）.）
各地产业结构趋同，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不符合中国各地的比较优势，意味着国内资源完全没有实现合理配置。这不但导致国内产出的损失，而且使得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无法发挥，整个经济事实上承担着巨大的效率及产出损失，从而阻碍了我国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我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人为地削弱了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二、我国产业落后及结构不合理的根源是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
事实上，对我国产业落后及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内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而且我国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手段力求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这是为什么？这里面一定有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产业结构是资源配置的结果，而资源配置从根本上来说是产权界定及产权交易的结果，因此，产业及产业结构的形成实质上也是产权界定及产权交易的产物。既然如此，本文就从产权制度这个角度来探讨中国产业落后及结构不合理的根源所在。
（一）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阻碍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由于我国是在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这一产权制度的框架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就必须保证每户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所承包的土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等，结果导致农村土地的分散经营，从而人为地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过高。
为解决农村土地的分散经营问题，我国曾多次出台有关的政策，鼓励农村土地转让，以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但是，在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下，农民认为将自己所承包的土地转让出去意味着可能会失去对农村土地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因此，农民宁愿将土地弃耕抛荒也不愿将承包地转让出去。事实上，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农户个人之间也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土地转让。由于农村土地难以转让流动，因此，农村土地一直没有实现规模经营的目标，结果也就难以解决中国农业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
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来看，“集体所有”中的“集体”概念十分模糊（即到底是指乡集体、村集体？还是村民小组？这一点并不明确。我国《宪法》也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主体是不明确的。同时，由于农村土地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不属于农民个人所有，因此，这就导致我国农村缺乏对土地进行资本或技术投资的主体。此外，由于农村“集体”中的每一个农民都对农村土地享有平等权利，因此，虽然国家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但随着家庭人口的变化，农村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耕地并重新分配各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以维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使得农民所得到的土地使用权极不稳定。这样，农民也不愿在土地上进行长期的投资，结果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力难以大幅度提高。
由于我国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及生产力落后，导致我国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严重削弱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导致我国农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降低了我国农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农业的落后。这种“农产品价格上升与农民收入下降”同时并存的怪现象成为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大难题。
（二）现行的产权制度不利于我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真正的比较优势
我国之所以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汽车、石化、化工、造纸、电子、钢铁、冶金、制药、计算机技术等）以及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领域（如金融、保险、电信、通讯、航空运输、技术、知识产权、数据处理等）上不具备比较优势，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技术的落后。
而中国的技术之所以落后，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作为我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是因为在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中，现行的国有产权制度无法使没有独立财产的国有企业真正地最终承担亏损或破产的财产责任。这样，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内在压力而为避免亏损或破产的命运不断降低成本。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国家），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因为同一个所有者内部不可能产生真正“优胜劣汰”或“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这样，国有企业就没有外在的压力，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的内在和外在压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才是降低成本的最根本、最有效、最持久的方法）。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对采用先进技术所形成的资产并不拥有所有权，技术并不能通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成有回报的投资（杨小凯，1998），因此，国有企业的“内部人”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这一切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压力、动力及能力，结果导致我国难以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形成比较优势。可见，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之所以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完全是由于制度因素造成的。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制度的落后。
（三）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和市场分割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产权，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的各级代表，也必然有权代表国家控制本地区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产权。这样，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但代表国家掌握着本地区的行政权力，且代表国家掌握着对本地资源的财产权利，而拥有财产权利就使得地方政府自然掌握了经济权力。显然，集行政权力和财产权利于一身就必然会使政府“一方面是裁判员，另一方面是运动员”。这是因为，拥有行政权力使政府成为天生的“裁判员”，从而可以制定决定胜负的游戏规则，而拥有财产权利又使政府理所当然的可以扮演“运动员”的角色，从而可以决定资源的配置。
在既能制定决定胜负的游戏规则，又能决定资源配置，从而可以直接组织或管理本地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自然既有责任同时又有机会推动本地的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也会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一项指标。在并不承担经济决策的财产责任（因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有限）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必然会不顾一切地立足于本地，争项目、争投资，以刺激本地区经济增长，结果自然会导致各地重复建设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
在各地产业结构趋同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必然会实行地方保护政策，建立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市场壁垒，实行地区垄断，排斥外地企业的竞争，限制外地产品的进入，或阻止本地资源向外地的流动，结果又导致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严重阻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从而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及中国大市场的潜力无法发挥。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及市场分割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产权制度，在这种产权制度的框架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都不可能根本解决政府的垄断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和国内市场分割这些问题。
（四）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不利于形成产业结构的自行理顺机制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也不利于形成产业结构的自行理顺机制，从而也就不利于及时解决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这是因为，所谓理顺产业结构，实际上就是通过市场的自行理顺机制促使一些企业退出产品已供过于求的行业，同时刺激新的企业进入产品供不应求的行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品供求的均衡。但由于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财产，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国有企业的产权属国家所有，因而国有企业之间是无法进行产权交易的（因为自己同自己进行产权交易是没有意义的），国有企业的产权不能交易意味着国有企业不能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或某一行业，也就是说，那些产品已供过于求或甚至销售不出去而导致亏损的国有企业也因不能够自由退出而继续存在。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很难形成自行理顺机制的。此外，在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中，由于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所有者权益而对许多行业实行政策性的垄断，结果导致许多产业不能自由进入，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
总之，以上分析说明，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在于国家控制了绝大部分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产权，在于作为我国主要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财产，在于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明确。
三、产权改革与中国产业的高度化及结构的合理化
既然导致我国产业落后及结构不合理的根源是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因此，实现我国产业高度化及结构合理化的惟一办法是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现行的产权制度。
根据我国现实，我国产权改革的基本内容应该是：（1）实现财产权的分散化，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规定各所有者的财产权利（特别是所有权）一律平等；（2）为解决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不明确问题，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可对农村土地实行国有化的产权改革，（注：也许有人担心，宣布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会使农民感到其权益受到了损害，从而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农民十分清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在不影响其所得到的土地使用权权益情况下，农村土地到底是属于集体所有，还是属于国家所有对他们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影响的。）但同时应将农村土地的使用权长久地租赁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并规定农民对其所租赁的土地有继承权，以保证农民得到真正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此外，为保证农村土地能流动到收益最大的用途上或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以实现农村土地的最佳配置和有效利用，国家还应规定农民对其所租赁的土地具有一定的处置权或转让权（但将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则除外）。
（一）产权改革将自动实现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由于产权改革将使我国的农民真正获得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继承权，因而农民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就完全属于自己所有，这样就能真正调动我国农民对土地增加资本和技术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将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同时，由于农民对土地拥有一定的处置权或转让权，为最有效地利用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农业产量，农民就会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自动地相互进行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将各农户分散耕作经营的土地重新组合起来以实行规模经营。这样，我国农村土地的分散经营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将使我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在农村土地属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将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并不像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那样，意味着失去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因此，那些在农业生产上没有比较优势的农民也愿将自己所租赁的土地转租给那些愿出高价从自己手中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以使自己获得一笔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所需的资本。这样，就既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问题，并使农业对我国第二、三产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同时又将促使我国的农业土地不断从效率较低的农民手中向效率较高的农民手中转移，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最佳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业产出。在这个基础上，我国过高的农产品价格也会逐步下降，这有利于大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农村要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将不断地流动，以便更合理地组合起来，从而以更低的要素投入成本来最大限度地生产农产品，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农村就会自动出现通过市场机制而形成的现代化大农业企业或具有规模效益的家庭农场，这将自然实现我国农业微观基础的重新构造，从而使我国的农业真正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
（二）产权改革将会使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
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影响财产积累的最有力因素，因此，在任何人的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产生置产的愿望、投资的信心及积累的动力。同时，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由于企业的投资者将对企业财产拥有真正的所有权，企业的所有者或经理人员就会真正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通过不断地扩大内部积累和投资以不断扩大企业的净资产，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这样，我国的资本积累率和资本形成率就会大幅度提高。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会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拥有独立的财产，因而必须真正独立承担亏损或破产的财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所有企业就自然会有真正的内在压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而且，产权改革将创造出众多相互平等竞争的企业，在众多企业相互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也只有通过不断地降低成本以降低产品的价格，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可见，产权改革将使中国的企业有真正的内在和外在压力，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而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此外，由于产权改革将使人们对开发技术所形成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样，人们就会有真正的动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就自然会逐步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领域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使中国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体系。
（三）产权改革将创造产业结构的自行调节机制
由于产权改革将会自动限制或消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管制或人为干预，使政府不可能再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或行业，不可能再运用行政权力人为地阻止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市场或行业（除了自然垄断行业以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既不能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同时又不能限制本地生产要素流向外地，这就有利于促使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而改变我国市场长期分割的不合理状态。同时，由于产权改革还将使我国所有的企业都成为真正独立的产权主体，因而使企业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完全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或某一行业，这就能真正创造出“资源自由流动，产业自由进出，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此外，产权改革还将创造出真正的市场价格机制，使我国的价格能准确地反映效用、相对稀缺性、机会成本及真实的市场供求状况，从而能正确地反映各产业的盈利或亏损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力求避免亏损或破产命运的我国企业，就会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和压力及时进入因产品供不应求（如新开发的产品或高科技产品等）因而导致价格及利润率上升的“朝阳行业”或新兴产业，或及时退出产品已供过于求，因而导致产品价格及利润率下降的“夕阳行业”，从而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形成真正的市场自行理顺机制。这种市场自行理顺机制将会自动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并从宏观上保证稀缺的资源能用于生产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保证社会最需要的产品由成本最低的企业生产，从而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及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并最终将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总之，以上分析充分说明，只有产权改革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产业落后及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中西方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影响的比较分析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304
【分类号】F101
【分类名】财务与会计导刊
【复印期号】200311
【作者】刘中华
【作者简介】刘中华 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摘要题】理论探讨
【参考文献】
[1] 王建民.试论正确把握财务观念[J].现代会计，2002,(1).
[2] 张明星.21世纪的企业财务管理变革透析[J].中州学刊，2001,(5).
[3] 王棣华.试论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文化[J].工业会计，2002,(6).
[4] 傅磊.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J].财政监察，2002,(1).
一、传统文化的国际比较
社会文化传统是某一社会群体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历久不变的思想、行为以及情感等。众所周知，美国、欧盟、日本是世界经济的三强。其经济的迅猛发展，除了许多得天独厚的因素外，各国传统文化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西方文化包括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而日本文化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儒家学说的教义对日本人的影响比对中国人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1.世界观。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合二为一的，即“天人合一”。认为，理论和实践内在上是统一的，物质和精神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而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认为，一切知识和理论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直接检验，注重物质和实践。而日本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夸大精神的作用，执著地认为，精神是万能的，而且可以超越和脱离物质而存在。
2.价值观。我国自古奉行先社会而后个人的价值取向，认为只有实现了社会价值，个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价值、利益融于家族和民族价值、利益之中。而美国则遵循先个人而后社会的价值取向。认为个人的价值、利益是最重要的，不实现个人利益，就谈不上实现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法德文化环境下，尤其是在法国，在其价值观念里，“民族再生”乃是至上的价值追求，完全忽视个人的目标追求，这同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分不开的。而日本的价值观念也是崇尚集体主义。
3.人生观。我国历来信奉和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态度，重整体的成就感和整体的责、权、利。美国人认为，人生就是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强调个人的责、权、利，重视个人的成就和荣誉。由于相应的价值观的存在，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族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融为一体，强烈盼望其有限的一生能够创造无限的理想神话，因此，缺乏可操作性。
4.政治体制。文化研究专家将文化的内涵和民族文化差异概括为四个层面：权力差别（权力距）、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非常推崇以君主专制为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非常讲究等级，因此，强调集体主义的大权力距文化，这与日本、德国相类似。而对于欧美等国家来说，却是崇尚个体价值观的小权力距文化。美国文化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强调人权和个性解放；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更强烈，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民主、平等。
5.道德观念。我国崇尚合作，反对恃强凌弱，视扶贫助弱为美德；不崇尚武力，崇尚“礼之用，和为贵”；处事时，重道义，轻功利，讲究人际关系，重人伦感情而不重视法治。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却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行为道德准则，重视国家的法治建设，不重视人伦感情，处理问题好走极端，不留任何情面，不考虑人际关系。
6.经济体制。从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我国长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家族文化”，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价值取向是集体本位、伦理本位、权力本位和政府权威。而这些，是根本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我国历来奉行“以土地为本位的小农经济制度”，重农抑商，称农业为本业，而视工商为末枝。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却很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视工商业的发展为强国之本。在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经济是自由竞争模式，政府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影响企业运行，即使干预也是通过经济政策和法律，而非政府管制。因此，19世纪梭罗的思想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共识：(1)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2)最好的政府是不管事的政府；(3)公民有权蔑视政府，不服从政府。也正是由于这些共识，形成了美国文化中极端尊崇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的理念。
7.科教信仰。我国自古以来既不非常依靠宗教，也不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只重视“四书五经”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通过私塾、书院的形式，完成知识的传播，通过这种途径教授出来的学生一般都“知书达理，循规蹈矩”，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很差。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则重视科学教育，重视宗教，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尤其重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性科学技术的教育，通过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学院、大学培养出各种专业人才。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想象力丰富，敢于打破陈规，具有极强的动手能力及创造能力。
8.思维方式。我国历来喜好直观，偏好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不注重严密的论证，习惯曲线式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程序和方法。而西方国家，一般偏好逻辑思维和归纳分析思维，注重严密论证即经验事实的验证，习惯直线式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程序和方法。
通过对中外传统文化以上八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出中外传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理财各方面的差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水平面上范围虽然很广，但在纵深面上欠深刻，创造性不强，流于形式。这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国人重视情感，强调和谐的一面，对企业财务管理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财务管理毕竟是人的活动，人的感情因素、道德因素都会对财务管理产生重大影响。而英美等西方文化则相反，强调法制、竞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一味地强调法制、竞争，而不重视人的感情、道德因素，只会滋养偏激情绪，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无益。
二、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企业的生产经营应该以提高经济效益，确保投资者投入资金的保值、增值，避免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为基本目标。这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投资者出资创办企业的根本目的。而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在财务上的集中体现，它是企业一切财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作为企业主体的自然人对财务经济行为所应该达到的效果的期望。这种自然人的期望，从最初的雏形到最终的确定，无时无刻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对财务管理目标具有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思想方面。儒家文化奉行“中庸之道”，认为物极必反。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则天下之正道，庸则天下之定理”；在待人处事方面，重名轻实，重形式而不重实效；在处理问题时谦虚谨慎，不愿冒风险。企业利润最大化往往有较高的风险伴随，盲目搞一些利润高、风险大的项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是，该项目一旦失误，企业将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因此，企业一般不会将单纯的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而是在考虑适当风险的情况下，使企业的利润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较大地提高或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水平。
2.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我国自古以来注重“四书五经”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通过师徒相授的模式，教授出知书达理的儒生阶层。这些儒学信仰者们崇尚合作，反对恃强凌弱，重人治、伦理而不重视法制、法理。这种情况导致企业在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时，不能充分应用现有科学工具和法律依据制定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只是模糊地概括企业在一定阶段应达到何种状态。企业在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很少。
3.价值观。儒家文化奉行先社会价值后个人价值的价值取向，认为只有在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基础之上，个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就是一种把个人利益、价值寄托、融合于集体利益、价值之中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使企业在财务目标的形成过程中更加注重企业整体的价值，即“企业价值最大化”。因为，按一种较新的观点看：企业价值＝负债价值＋股东财富＋员工价值。因此，在企业的规模相对稳定时，只有企业价值实现了最大化，作为企业员工的价值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
（二）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内容的影响
企业财务活动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收益分配活动。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对独立。他们之间有如下关系：最终收益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规模、组合及效益；而投资规模、组合和效益又受制于筹资数额、结构及其代价。为了实现企业财务目标，首先，要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确定资金投放方向和数量，以期获得最佳投资效益。这是筹资决策的基础；其次，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筹资决策。合理选择筹资方式、规模及其结构，以期筹资的总成本最低，并且，使企业的资本结构达到最优状态；第三，要科学地进行收益分配决策。
正确确定企业利润留存与分配的比例和合理的股利政策，以使公司得到长远发展。企业在进行上述财务决策时要正确处理好企业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企业目标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对有关决策的影响。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对企业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股利分配活动及其相应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1.传统文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资金投放方向，主要受到盈利性和风险性两个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资金投放方向基本可分为：流动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并且，流动资产投资的盈利能力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盈利能力。因为：(1)固定资产是盈利性资产，它可在再生产过程中给企业带来利润。而流动资产则只是为日常经营提供必要条件；(2)依据“盈利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由于流动资产的流动性较大，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易于变现，风险相对小于固定资产，所以，盈利能力相对较差。从我国企业的传统文化环境来讲，作为企业法人主体的自然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的风格是崇尚“中庸之道”和谦虚谨慎。因此，一些企业在作资金（本）投资决策时比较注意降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即比较倾向于选择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较较高、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较强、风险较小，但是同时资产盈利的可能性也较小的相对保守的投资结构。或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不会太大，但是企业的盈利性也不是太好的这种比较中庸的投资结构。而另一种积极的、激进的投资结构，即流动资产的数量较小，占总资产的比例较小，假设在流动负债不变的情况下，那么企业支付到期债务的能力较小，相应的风险较大，但这种情况下，盈利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这种投资结构不太符合我国传统的思想风格和生活习惯，一般需要经过慎重考虑。
2.传统文化对企业筹资决策的影响。企业的全部资金来源，按资金权益性质的不同可以区分为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两种。因此，在资金筹集过程中会出现两个问题：(1)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的比例问题；(2)短期借入资金占波动性流动资产的比例问题。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所占的比例不同，会给企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般来讲，自有资金被视为“永久性资本”，不需要到期还本付息，财务风险较低，但投资者需要参与利润分配。借入资金要求到期还本付息，风险较高。因此，盈利性和风险性同样是影响企业筹资决策的两方面因素。传统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导致其不愿意借钱消费（这也是一种低风险、低收益的理财方式）。这种倾向用在企业财务管理上就是筹资方式以筹集自有资金为主，借入资金占总资金的比较较低。这样，企业能够比较有效地降低风险。但通过财务杠杆作用，企业所有者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也被相应降低。企业总的筹资额等于投放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上资金的总和，流动资产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恒久性流动资产和波动性流动资产，波动性流动资产指受季节性或周期性影响的那部分流动资产。企业在作筹资决策时，由于受传统的谦虚谨慎作风和“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短期借入资金的筹集占波动性流动资产的比例通常是中等偏高。而那种比例较低，甚至是部分恒久性流动资产也由流动负债来补充的筹资方式，企业一般不偏好。因为，流动负债比例过高，企业会面临偿债能力不足的问题，极易引发财务危机。
3.传统文化对分配决策的影响。在股利分配决策中，涉及到股利政策类型的问题。一般而言，股利政策可分为：(1)剩余股利政策；(2)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3)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4)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这四种分配决策中，其利弊是相互依存的。企业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尽可能不影响股东持有企业股票的信心，又不可以为保持信心而抛弃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同时，还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孔子曾经说过：“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至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这集中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化的“义”和“利”的观点。映射到现阶段公平与效率利润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有的企业一味追求公平目标，而导致了企业效率的下降；而有些企业又只顾效率而有失公平，或者说见利忘义。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企业的决策者们应该兼顾利润分配的公平和效率，要做到“见利不忘义”。从微观上解决好社会分配的问题，国家从宏观上把握问题就容易多了。即企业在决策时既要做到短期利益的实现，但又不能影响到长期利益，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特点是谦虚、谨慎，又奉行“中庸之道”，因此，企业在做分配决策时通常会做出比较保守、谨慎的决策，既不影响股民的信心，又不影响长远利益，如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三）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方法的影响
要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依赖于科学的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可分为哲学方法论和亚哲学方法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科学的方法论结合理财学科的特点，形成理财学科的基本方法时，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可忽视。
1.我国传统上不太重视科学教育，不太推崇自然科学和应用性科学技术，只重视“四书五经”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四大发明”这样的应用性科学技术发明，但其相对于整个世界的文明来讲，是十分渺小的。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出现在西方。中国历史上，数学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但是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以初等数学的研究为主的，即重视常数的研究。因此，要真正从动态上把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必须克服传统上的不良习惯，重视应用技术的研究，重视变数数学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2.我国传统的思维结构偏好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善于定性分析，不注重严密的论证。善于从整体到具体的思维结构，这一传统习惯，非常符合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从全局出发，综合研究各个子系统的协调关系，力求围绕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来认识和处理问题。
财务的控制权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即政府对企业的外部控制与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配置结构。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强干预”相比，在美国主要是通过一些“公认会计原则”来确定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公共性财务准则”，在框架范围内，企业拥有比较完整的财务决策控制权或自主理财权，而不受政府或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干预。这样，就使得美国的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能动性去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中国企业财务管理，从企业财务目标的确立到财务规则的制定都受到政府的极大干预，从而失去了其创新的能动作用，失去了其实质为企业的生产发展以至于整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能力。从内部财务控制情况来看，一样受中央集权思想的影响，中国采用的是集权模式而美国则是分权模式。美国的管理中著名的分权管理和授权制度充分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具体体现在总经理授权制以及企业内部的权利分层，即权力下放。例如，就董事会来说，在美国企业中其只起监督作用，而对于我国、日本、德国来说董事会兼具有财务决策和决策执行的职责。在我国，监事会在多数情况下更是形同虚设，使财务监督权流于形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少有财权下放现象，许多企业实行的还是总经理“一支笔”制度，财务授权制度几乎不存在。
三、西方财务管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中西传统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企业制度及其财务管理上的差异，会因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双方文化的交流而逐步缩小。由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低、起步晚，因此适应于西方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财务管理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1.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财务自主。财务管理虽然依附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但由于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决定了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我国来说，集权思想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一切领域，且根深蒂固。因此，需要我们找出一条在集权模式、权威被认同的思想下而财务管理能动性、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的路径。
2.规范完善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的法律环境。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相关的主要法律环境在于公司法与税法。就公司法来说，第一，我国应对违反公司法的行为施行纯经济上的制裁，如西方那样，清算或破产惩罚，不应延续原来所实施的个人罚款、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理，以便于企业彻底割断与原来体制下政府的各种联系，将企业完全推向市场；第二，应确立严肃的公司法，以避免受国家政府行政条文的干预而造成公司法执行中的许多人为的不确定性的因素；第三，完善公司法，使企业拥有发行股票、减少股本以及股票种类等自主权，从而更好地优胜劣汰，推动经济的发展；第四，在股权配置上，应对各种形式的优先股以及无表决权股和雇员股等做出规定，从而主观安排股票资本控制的灵活多样性。
3.建立适合于我国企业发展的筹资系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筹资理论，自不足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筹资一方面是面临全社会资金的普遍短缺，一方面是我国政府管制影响下企业筹资方式的狭窄，使得目前我国企业的筹资主要是向银行贷款。而同时在贷款协议中缺少各种类似于西方的限制性条款，这不利于银行贷款的安全性而造成了大最银行不良资产，成为金融领域的另一大社会问题。总之，我国目前的筹资系统处于低级阶段，其改革与完善首先在宏观上有三个方向：其一是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金市场；其二是加快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建立明确的产权主体；其三是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对于微观方面的要求则体现在企业筹资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自主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去选择最适合企业的筹资方式。另外就是财务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培养正确的筹资意识，全面提高筹资水平。
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有重要影响，而财务管理也对传统文化具有反作用。在这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财务文化。可以说，财务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环境中，伴随着财务管理活动而产生的。不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财务文化。同一种财务文化在不同的国度，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大相径庭。美国、欧盟、日本的财务文化是适应他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和国情而存在的，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国的财务文化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财务文化相比，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也是适应我国的国情而存在的。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在逐步地发展与完善。但面对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我国财务管理模式中仍然有许多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力量以及历史原因造成的。要研究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以求发展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发展趋势之中，也只有遵循传统文化的演变规律，并借鉴西方先进的财务管理理论中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容，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服务，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不重视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割断历史和传统，单纯寄希望于外国先进的财务文化，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