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会计学说的主流概说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502
【分类号】F101
【分类名】财务与会计导刊
【复印期号】200507
【作者】毛剑芬
【作者简介】毛剑芬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题】国际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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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在我国无论是会计理论的研究、会计准则的制定还是会计制度的设计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均受到了美国会计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会计学者的会计思想，给了我国会计研究者极大的影响和启示。
20世纪会计学的研究思想将是21世纪会计进步和完善的基点。基于此认识，本文以20世纪美国会计学的特征及有关文献资料为基础试作如下概述。
一、资产负债表学说(1901～1930)
20世纪初，会计学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必修课，当时会计的主流思想是资产负债表学说。可以说，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大约半个世纪内，特别是1901～1920年间，资产负债表学说构成了这一时期会计学发展的显著特点。
19世纪后半期会计思考的主要内容是簿记技术的发展，1881年英国的比克莱因(Pixely.F.W)所著的《审计人的义务》(Duditors)和1892年德克萨(Dieksee.L.R)所著的《审计论》可以说是20世纪初会计理论的代表。把这些著作及其崭新的思维，尝试性地应用到会计教学中的是美国的哈菲尔德(Haneld H.R)。他向英国的先辈们建议说：“我想为年轻一代提供新教材，以Pixely.F.W和Dicksce.L.R的著作为代表的会计学只是会计知识的传授。应该考虑以前不存在，而且是严肃、大胆的科学，至少应在特定的范围内形成明确的体系，才能真正成为会计学。”
Paton W.A曾谈到：在会计学领域，接受当时先驱者思想影响而独立地撰写出新著作是困难的，但是我们确信这些囊括实务经验和原理的系统思考的著述适应了当时会计发展的需要。同时，他不仅列示了Haneld H.R等对会计教育的理解，而且在有益的知识和有效的方法研究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开拓。这样，在较短的时期内美国就出版了以英国学者的著述为蓝本的本国的会计学书籍。
上述教材无论哪一部，均列示了作者本人对会计教育的认识，都体现出了作者对已有的有效、有益的方法继续改进的意图。这一时期会计学说以(1)资产负债表为主流，同时可以窥见到此时也论及到了(2)会计学的命题，(3)利润表的理论，(4)关于资本、收益、费用的交易分析等问题。以上视点的理论家主要有：Littleton A.C.Dickmson,Hatfeld.H.R,Cooper.E,Kerr.C等。
二、利润计算表学说(1931～1950)
这一时期，美国会计学的主流和关注的目标是作为会计演进形态的利润计算学说。为此，对反映会计演进过程的利润计算表的应有形态的有关论述的回顾是必要的。即以信息有用性的概念为基础，选择一方面既能够反映经济进展和成长情况，另一方面同样能够考察会计的演进和发展过程的有关要素进行研究。
Littleton A.C谈到：“相对进化的主要对象构成的会计事项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伴随着状况的变化会计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即以前的思考，已不一定适应所面临的新问题。”（注：littleton A.C,Accounting Euolution to 1990,American Institute Pubco.N.Y,1933,P.361.）这一会计思考就引起了对资产负债表学说研究的质疑和批评。典型的例子是，面对企业形态的变化，资产负债表学说的论证显得不够充分。
Paton W.A在其著作中也谈到：“由于股份制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投资的分散化，因此，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会计的作用、服务对象也必然变得扩大和分散，对外部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信息，必须是对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计量和传达为目的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注：Paton W.A & Littleton A.C,lbid,P1-2.）
Gilman从信息与会计的关系的角度谈到：“从投资家的角度而考虑的利润，显示出了从资产负债表向利润计算表转变的倾向，形成了最为重要的趋势。当然，投资者也关心资产负债表，必然从流动负债和流动资产的关系角度，关心流动资产的盘存法，甚至关心有关固定资产的计价标准等项目。但是投资者更关心的是利润。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至少利润计算表与资产负债表处于同等的地位，实际上应更加重视利润计算表。”（注：Gilman Stephen,Accounting Concepts of Profit,The Ronald Press 1939,P.28.）
May G.O在他的论著中写到：在会计的视觉下“以自由转让概念为开端，引起对股份公司资本理论及实物新的思考。……有限公司的财务说明是适应于多重目的的，在所有者进行直接管理模式下，有关纯粹的历史报告的传统目的，等同于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分割价值的潜在表示，在于潜在购入者的认识。新的目的将股票红利价值归属于对将来生产性的期待，过去的报告属于与其相对应的投入资本的范畴，因此它很重要。”（注：May G.O,"Improvement in Financial Accounts"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Vol.L13,No.5,P.340.）
另外，paton W.A和Littleton A.c均认为，股票的自由让渡和会计概念的形成是从社会派生而来的。他们认为：“会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性，同时也具有其他方面的性质。资本既是对公共利益有力的产业源泉，也是有效运用资本经营的企业体的产业的源泉。假如产业资本在相当的时期内能够持久地获得收益，那么，资本就具有了实现利润能力产业的支撑。在一时期内不能使资本产生收益，资本的作用也只能是依靠不能把需求继续支撑下去的无力的手段或产业了。因此，会计的社会重要性就在于提供关于收益力可信赖的信息，即使是非必要的产业，只要认为它对资本流有重要的作用，就必须用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明确的反映，特别是关于利润的计算更应该如此。”（注：Paton W.A & Littleton A.C,op.cit.,P.3.）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会计学说是：(1)会计思考的主流从静态观到动态观的转移；(2)利润计算的展开；(3)成果的前提条件＝价值的存在、费用的抵减和利润的计算；(4)以利润为中心的探讨。对此进行探讨的理论家主要有：Paton W.A,Littleton A.C,Gilman和Kester R,B。
三、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1951～1970)
这一时期，会计学说的主流是由影响会计思考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和利润理论(income theory)所构成的。即进一步明确了会计思考是围绕着利润和资本的概念来进行的。
从没有明确结论的文献整体考察中，很难证明与上述特性相对应的利润和资本等概念。但是，通过对利润和资本进行分类、举例，却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换句话说，关于利润和资本概念的归属问题的考证，能够证明资本和利润理论是构成会计思考的主流。
关于这一点Fettef.F.A是这样论述的：“应该把近代企业会计定义为资本的计算，或者是资本和利润的计算。这些复杂的计算必须依靠会计师们来进行，关于这一计算的思考本身，要求对资本的计算有用，同时要花费很高的费用。”（注：Fetter Fraank A.,"Re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Income in Economic and Accounting"The Accounting Perlew,Vol,12,NO.1 March,1973,P.11.）
Sweeney.H.W在他的论著中提到：“会计的根本目的在于试图区分资本和利润。”另外，Littleton A.C认为：“无论哪一个企业其中心课题都是把与会计和财务相关的利润作为关心的焦点。”
Sandrrs T.H.,Hatfield H.R.和Moore U.谈到：“资本和利润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为了有效地维持和获得两者的关系，必须对特定企业的资本和利润进行区分，但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目的，与其同等重要的是如何明确会计师活动和会计机能的问题。”
Bans R.B.谈到：“自从承认净利润的计算作为财务会计的基本问题以来，以至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扩大到了关于区别资本和利润的理论视点问题，完整的资本维持概念的涵义，真正地在双方关于利润计算争论视点的中心设定了界线。”
Howard S.E.论述到：“从公共政策的形成及管理的角度看，资本和利润的概念，已经成为近几年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和会计问题的中心。”
这一时期的会计是把(1)会计思考的视点，(2)名词的合理性，(3)意大利式账簿的特征，(4)基本概念和调整概念，(5)货币价值变动和会计思考的扩大和演进作为中心来进行讨论的。与此有关的从各自的观点提出不同论点的学者主要有：Littleton,Bedford N.M,Hendriksen E.S,Mautz R.K,Chanbers K,Mattessich.K等。
四、计价学说(～1965)
20世纪中叶美国会计思考主流的演进过程与价值学说研究的展开是密切相关的。在会计领域所涉及的价值学说主要是探讨会计发展形态向价值学说一体化演进过程中所必需的计价因素。对此，可以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决定两个方面对严格的成本主义会计进行探讨。
因为资产负债表观的成本，既是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计价的基础，也同样适用于对将来新经济成果的表示。因此，成本主义会计既可以满足资产负债观的要求，也能够满足利润观的要求。
利润决定观认为，与利润相关的历史成本是研究影响利润因素的最恰当的方法。能够把这一与价值学说相关联的进化形态，看作是对资产负债表的论述或对会计思考中的利润学说双方共同进化过程的对象要素。
重视把历史成本作为资产负债表计价标准的Zeff S.A.和Maxwell W.D在其论著中谈到：“假使对资产负债表的评价标准不是采用成本，就容易导致在资产取得日后对企业财政状况的错误判断。以取得成本作为评价标准，可以无视有关经济资源各层，企业实体，已经购入了的资产的交换价值。”
Macneal也谈到：“因为会计师们考虑到经济价值将来的增减，所以对经济价值的表示时不采用虚拟的价值，即不把价值的增减作为问题来看待。会计师信赖的完全是现实的经济价值，如果不是如此，信托的信用就会丧失，对此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一般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判断。”
Sorouse R.T论述道：“与经济环境必须相吻合的财务报表相比，可信赖的评价必须建立在财务交易历史事实基础之上，这才是最合理的经济情报。”
这一时期会计学说的主流是：(1)资产负债表的评价原则——对成本原则的进化的评价；(2)对历史成本的评价——收益实现研究方法及其不恰当性；(3)历史价值原则——会计的前提；(4)会计思考中的评价学说；(5)以价值学说诸要素为中心的探讨等。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Macneal,Sorouse R.T,Zeff S.A.,Maxwell W.D,Solomons B等。
五、会计思考的进化过程(～1970～)
时至20世纪后半期，整体上美国会计学说的主流是以思考的多样性相关形态的组织分类为中心。特别是在评价形态上发现了两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是克服仅限于现有的可以接受的披露形式；二是扩大会计理论的范围。具体表现在针对会计思考的主要领域已经整合化了的会计提出了各种提案。(1)关于情报理论的会计整合化；(2)关于定量理论的会计整合化；(3)关于行为科学和特殊价值科学的会计整合化。其中，关于定量理论的会计整合化的思考，在于满足整合需要的同时，谋求会计知识的系统化。主张在统一的理论指导下，在会计实务中实行特定的均一化。会计思考中出现这一理论后，就必然迫切地需要解决为促使理论形成所需用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问题。在理论构造之际所使用的方法是多样的，即：(1)演绎的方法；(2)归纳的方法；(3)折衷的方法。
Homburget R.H在其论著中谈到：“从来会计和其他领域的比较研究都是很少的，总的来看，会计学的研究是对会计与其他学问机能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由于各自性质的不同，像经济学和法学那样，直接影响会计的概念和会计处理程序。这一尝试，使研究者的视点，超出了把企业仅圊于狭义的经济和法律的领域，可以利用辩证的态度看待与会计相关的问题。”
Hyiton D.P谈到：“现行会计的复杂性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同意见的存在，而是由于必须把握会计的内在方向性和必须完善的内容，并谋求如何使会计研究深入下去的思维转换问题。”
Bedford.N.M.和Dopuch N谈到：“社会科学的进步，如果用物理学、发展形态来研究，那么，会突然大规模地放弃原来的概念根据。理论构造必须承认形态的变化，但决不能妨碍其变化。在会计研究广泛地要求新的基本概念的发达阶段，难以确定其是否能够实现。在某一范围内不承认会计理论构造的创造性的进步，那么，它将会是属于难以取得进展的范围。因此，在多种信息的选择时，应尽可能的多利用新的假设，从而可能产生更多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会计学说的主流是：(1)关于会计领域的扩大；(2)会计与信息理论的结合；(3)把行为科学、价值科学及定量的方法有机结合的会计；(4)会计学方法和体系；(5)概括地给出了会计学发展趋势的目标理论框架。
产业化经营：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5
【原刊页号】35～40
【分类号】F2
【分类名】农业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0505
【作者】何国长
【摘要题】论点摘编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业走产业化经营道路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为今后进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提出了符合我国农业实际和现代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设想。
首先，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加快发展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
其次，农业产业化经营要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1）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促进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
（2）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风险保障机制。
（3）鼓励龙头企业积极探索与农户联结的新机制。
第三，农村要大力发展各类中介组织。
（1）要大力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
（2）大力支持农民兴办专业合作社。
（3）要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第四，要加大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
（1）要加强规划引导，理顺管理体制。
（2）加强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支持。
（3）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管理制度改革。
（4）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第五，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力度。
（1）加大科技创新和推广力度。
（2）要实行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3）要加强科技培训和推广体系建设。
（4）要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
第六，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1）要健全农产品市场网络建设。
（2）要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系。
（3）要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体系建设。
第七，要适度扩大商品基地建设规模。
（1）要把基地建设与龙头企业培育结合起来。
（2）要把商品基地建设与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3）要把商品基地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摘自《兰州商学院学报》（京），2004.5.35～40
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经济波动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504
【原刊页号】1～5
【分类号】F10
【分类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511
【英文标题】Chiua's Economic Fluctuation: An Oversea Literature Survey
LU Zheng-wei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文章日期】2005-04-26
【作者】鲁政委
【作者简介】鲁政委(1973-)，男，湖北随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宏现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 北京 100102
【内容提要】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个5年就要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因此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海外学者对我国经济波动原因及相应宏观调控政策多视角的研究表明：广义国有经济部门的软预算约束是中国经济频繁波动的原因；货币供给量应当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监测指标；直接控制信贷能够遏制过热，但更为有效的政策选择是提高国库券的利率；从根除我国经济频繁波动的根源来看，改革国有经济部门是关键；在未来的宏观控制中，要充分重视外部经济和能源可能造成的冲击。
【摘要题】经济波动
【英文摘要】Chinese economy experiences one fluctuation every five year regularly since 1978.Economists and administrators try to find a sustainable,stable and rapid growth path.Many oversea economists are also acfivized by this question, and tried from many aspects.This survey shows as follows: first, stateowned sectors in general sense with soft-budget constraint is the main factor; second, the volume of money should be as an effective monitored indicator; third,the credit control is effective to keep the economy within limits but increasing the interests of bonds is better;fourth, the prescription of smoothing fluctuations is to reform the State-owned sectors;fifth, external and energy shock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future.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波动/综述
China economy/economic fluctuation/literatu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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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5)04-001-05
一直以来，理解总量波动的原因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目标（戴维•罗默，2001）。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总体上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在短短26年里(1979～2004)却已出现了5次“过热”，平均每5年就出现1次。（注：Fung et al.(2000)认为，1979-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了鲜明的周期性模式，而反复性的通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4年、1988年和1993年。Yu(1997)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加上目前这次“过热”，应该说我国经济到目前已经出现了5次比较剧烈的周期性波动是基本可以确认的。）如此频繁的周期性波动，在困扰着国内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同时，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为探索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改善目前的宏观调控提供有益的政策借鉴。
一、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若干假说
1.投资周期假说
基于对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s,CPEs)的系统观察，Kornai以预算软约束为出发点，首先提出了“投资周期假说(Investment CycleHypotheses)”。他认为，既然国有部门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那他们就总会有强烈的投资冲动；这样，当投资需求增长到超过经济的供给能力时，经济过热就会发生。最终，由于过热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便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来使经济“降温”(Imai,1994)。如果考虑到一个企业无论其所有权归属如何，只要其承担了国家的政策性负担，对其后果国家就往往不得不买单。所以，（准）国有经济部门的涵义实际上比单纯从所有权角度定义的更为广泛（我们不妨称之为“广义的国有经济部门”）。这就使“投资周期假说”即使对纯粹国有企业已大幅度减少的转轨经济波动依然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正是基于Komai的思想，Naughton(1986)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投资周期模型。他发现，每当消费品部门不足以满足居民需求时，在需求拉动下，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扩张；相反，如果消费需求显著下降（相对于居民收入而言），随后就会出现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缩。在Naughton模型中，消费品短缺程度指标与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呈现出滞后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Naughton在把中央投资和地方投资(under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hes)区分开之后发现，真正决定中国经济周期性过热的是地方政府控制下的投资扩张。因为他发现，每次投资的急剧扩张都与大幅度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有关；而每次的投资紧缩，则总与权力的重新集中(recentralization)相联。
尽管仅从衡量经济紧张程度(tension indicators)的指标来看（注：Naughton(1986)认为，其模型中使用的是通货膨胀被压制情况下衡量经济紧张程度的指标，而1973年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可以在价格上得到表现了。），Nanughton认为其模型对1973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分析并不适用，但是，如果从审批权重新集中作为每次（包括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治理过热的必要措施来看，Naushton模型似乎到目前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事实上，Imai(1994)正是在Nanghton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经济紧张程度的衡量指标，为中国改革前后的投资周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因为Imai认为，尽管改革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但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核心特征却依然未变：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仍占主导地位(the predominance of state investment)；国有企业面临的依然是弱金融约束(the weak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投资依然受到官僚体制内讨价还价(bargaining in the bureaucracy)的影响。根据改进后的模型，Imai得出了与Nanshton模型一致的结论：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投资的周期波动所导致的；投资增长与上一年的（调整过的）通货膨胀率(the previous year's ajusted rate of inflation)负相关，而（调整过的）通货膨胀率则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正相关。Rawski(2002)的研究也与Imai的结论不谋而合。通过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季节性波动(seasonal fiuctuations)特征的观察，Rawski发现：虽然改革使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投资季节性波动的规律并未因此而改变。他由此推断：中国的投资体制并未真正被改革所触动，它在本质上依然遵循着计划时期的模式(plan-era patterns)。据此，Rawski断言：如果不改变投资领域的旧体制特征，它必将构成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障碍。
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我国在投资上的旧体制特征，但在“拨改贷”之后，银行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取代财政成为国有部门投资的主要来源，这使货币供给量（银行信贷）的扩张往往成为我国经济过热的先导。
2.货币—信贷周期假说
Fung等人(2000)指出，由于国有部门的盈利状况不断恶化，已经很难向国家提供必要的税收，而从增长很快的非国有部门汲取税收又极为困难，政府在国民储蓄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储蓄不断增加，并成为国民储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80%的银行资产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控制的现实格局下，这些储蓄的绝大部分成了国有银行的存款。如果把政府的支出来源分为税收、发行国债(issuing government bonds)和发行货币(printing money)，在前两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体系就自觉不自觉地代替财政成了国有部门投资的供给者，即以“准财政”的角色(play a quasi-fiscal role)来为政府的优先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这样，货币供给量就由财政赤字内生决定了(Feltenstein & Farhadian,1987;Fung et al,2000)。实际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银行就已经取代财政成为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最大供给者(Ikeya,2002)。如果考虑到财政分权所引起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争夺投资上的竞争以及各级政府对国有银行所存在的实际影响力，政府干预下的银行信贷扩张问题将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下的一个自然结局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与国有部门投资的过度扩张相伴而生(Ma,1995)。
更为严重的是，考虑到非国有部门（尤其是私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因而国有银行体系就实际上演变成为从私有部门向国有部门转移金融资源的工具；基于国有部门效率普遍低于私营部门的现实（注：为了处理的方便，Fung等人(2000)只是假定在技术存在正外溢效应的前提下，私有部门比国有部门在“干中学”方面表现得更有效率，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及初始效率方面二者并不必然存在差别。），Fung等人进一步根据一个世代交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断，国家对金融领域的严格控制以及与此相应的投资机制的存在将会降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水平。
由于国有经济部门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这些部门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就不由得让人寻思，中国是否存在像西方经济学家一样所声称的“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PBC)。
3.政治经济周期假说
基于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这一认识，陶仪芬(2004)发现：自1987年以来，每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都有放松银行信贷的现象；而且，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4次峰值分别出现在我们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召开的次年(Tao,2003)。但Tao承认，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已经出现了逐步减弱的迹象。她认为，这种正常化是领导人更为熟练地运用宏观调控王具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并不能认为中国经济的政治周期是像西方一样，由国家领导人有意造成的，而更可能是源于党代会所出台的改革措施给人们所带来的良好预期，这种预期鼓励了投资者的信心。只是这样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高涨，在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波动。
当然，正如Tao所同时指出的，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运用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近年来，国际因素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更多关注。
4.外贸—外资冲击假说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外界最有可能形成的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方式应该是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正是这些成就了所谓的“东亚奇迹(Asian Miracle)”(McKinnon,2002)。在贸易对一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方面，由于净出口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只要贸易量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足够大，贸易的变化就可能造成一国经济的波动。Frankel和Rose(1998)的研究表明：如果贸易伙伴间是在李嘉图—赫克谢尔—俄林的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由于各国专注于不同的领域，除非面临全局性冲击，各国经济的稳定性会因更紧密的贸易联系而增强；但如果贸易伙伴间所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使仅是特定产业层面的冲击，也可能会使贸易伙伴间出现经济的同步波动(synchronized business cycles)。换言之，各国经济会因更紧密的贸易联系而更不稳定。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与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既有产业内的，也有产业间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间所进行的基本上都是产业间贸易，而与东亚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更多的则是产业内的。因此，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与东亚国家的贸易状况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到2000年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2%(McKinnon,2002)，但McKinnon(2002)通过回归估计东亚国家产出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本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二者的混合效应对中国的影响，其结果都是：尽管东亚小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但中国整体的经济波动似乎并未受其影响。McKinnon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依赖；同时，与东亚的小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相形之下还不算太高。（注：根据2000年的数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台湾省、泰国和菲律宾这些亚洲小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71%（印尼）到196%（新加坡）不等。与他们相比，中国的确算是比较低的(McKinnon,2002)。）虽然如此，McKinnon依然承认，如果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不能保持稳定，东亚这个美元区(a strong dollar zone)将会给中国施加更重的负担。这样，一个自然的推理就是：随着我国更深地卷入东亚的产业分工，贸易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
如果说我国目前还不算太高的外贸依存度还不足以使外部经济体对我国经济波动造成很大影响的话，那么，考虑到我国已经成为FDI第一大东道国，外资对我国的影响就很难忽略了。
Kalemi、0zcan等人(2001)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integration)的角度对经济体间产出波动问题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一体化可以使企业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其结果会增强一国经济抵御行业性风险的能力。但Imbs(2003)的研究却发现：即便经济体间变得更为专业化，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是使各经济体间波动的同步性增强了。因为诸如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s)和信息不对称等资本传染渠道(chann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会使各经济体尤其是同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增强(Caivo & Mendoza,2000)。
Kim等人(2003)利用VAR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s)对外资流动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国别间周期的同步性）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与其他国家波动趋势相反，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具有相似的经济波动(similar cyclical movements)；总体来说，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各经济体间经济波动同步性的趋势有所增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我国开放水平的提高和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外资同其他经济体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将会更大。
5.能源冲击
尽管能源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已为经济学界所重视，但对能源（特别是石油）与一国经济波动之间的系统研究则是由Hamilton(1983)首先做出的。通过对美国石油价格与宏观经济数据的观察，Hamilton发现：1948～1972年间(1960～1961年除外），每次石油价格出现上涨，在随后的3～4个季度内，美国经济就会出现衰退。而且，至少利用统计推断无法拒绝石油价格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假说。Brown等人(2003)的经验研究也得出了与Hamilton类似的结论，只是自1990年代之后，这种关系在美国经济中似乎有所减弱。对此，Brown等人的解释是：1990年代后，石油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因为经验表明，能源消费与GDP的比率(the energy-con-sumption-to-GDP ratio)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
由于我国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已经步入需要通过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来进行全面工业化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中，石油等重要能源需要大量进口。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已经跨过了集中发展重化工业的阶段，能耗较低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美国1990年代后经济波动与能源供给波动关系的减弱，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经济也能够像美国一样免于能源供给波动的剧烈冲击。相反，已有对美国战后能源与经济波动间的经验研究似乎更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必须审慎面对的现实。事实上，在眼下的经济过热中，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最令人关注的瓶颈。只是这种状况到今天才逐步凸显出来，所以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尚未在海外学者中出现。
二、各种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评估
或许是自1978年以来我国每一波的经济增长最终都以经济过热作为谢幕的前奏，因而，与通货膨胀直接相关的货币及货币政策问题便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Chow(1987)较早进行的经验研究发现：货币数量论(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似乎可以解释中国1952～1983年间的通货膨胀过程。但这一经验结论受到Peebles(1992)的质疑：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以历史数据的巧合来运用货币数量论，无助于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Huang(1995)的研究则更像是二者的一个折衷：货币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前价格的波动，但对改革后的情形则没有解释力。为进一步弄清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Hasan(1999)借助协整理论(the notion of cointegration theory)和向量误差修正模拟策略(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ing strategy)，利用1952～1993年的数据所进行的重新检验表明：货币供给量( )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Yu(1997)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与其他金融变量相比，货币总量( )能够更好地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这一结论所蕴含的政策涵义似乎是：只要管住货币供给，就可能避免经济过热；并且，货币当局可以以（适当指标衡量的）货币供给量作为可行的中间政策目标。
的确，在实际操作中，中央银行就是依靠直接信贷配额管理(1995年以前）和“窗口指导”(1995年之后）来进行信贷（货币供给）控制、来作为遏制过热必不可少的手段的(Yu,1997;Ikeya,2002)。但是，虽然紧的货币政策在遏制经济过热上是有效的(Yu,1997;Ikeya,2002)，但单靠控制信贷这种方式所潜藏的风险依然令人关注：坏账及其财政化、以及当局可能对利率等间接方式重要性的忽略等。而且，这种调控方式可能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Ikeya,2002)。因此，发挥利率等其他间接调控方式的作用似乎应当在未来得到更多的重视。
实际上，直接减少对国有部门信贷的负效应在Fung等人(2000)的世代交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模拟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信贷的缩减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降低了总产出增长水平。通过这一模型，Fung等人还进一步模拟了不同的提高名义利率方式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提高贷款的名义利率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而提高银行存款的名义利率则可能给经济造成滞胀效应(a stag fiationary effect)；提高国库券的利率则可以达到既降低通胀又不减少产出增长的理想效果。
尽管货币政策备受关注，但财政政策在经济稳定中的作用依然不容忽略，因为Feltenstein、Farhadian(1987)和Fung等(2000)的研究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财政赤字所内生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单纯为保证货币供给量这一中间政策目标的实现，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依然是必要的。
三、结束语
与主流经济学所预见的一样，我国经济波动源于投资的不稳定。但以平均每5年一次的“过热”为标志的频繁经济波动，则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实践还是主流理论者都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在考虑到中国转轨特征的情况下，海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开放条件下外部经济的影响，广义的国有部门是这种波动频繁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其驱动经济过热的前奏则表现为货币供给量（包括信贷）扩张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因此，包含着未来经济走向有效信息的货币（信贷）供给变动，应当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监测指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能够有效地遏制经济过热，但与直接进行信贷管制和提高银行名义利率相比，提高国库券的利率是更好的选择。
从长期来看，外部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会持续扩大，产业升级也将不断深化，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在努力节约能源的同时建立战略储备，将是必不可少的政策选择。当然，最为根本的则是对国有经济部门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经济频繁波动的根源。
生态效率指标：环境业绩指标和财务业绩指标结合方法探讨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503
【分类号】F101
【分类名】财务与会计导刊
【复印期号】200509
【作者】周一虹
【作者简介】周一虹，副教授，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题】前沿观察
【参考文献】
[1]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6）.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Geneva.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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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SAR.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t the Enterprise level.Geneva，ISAR，2000.
一、生态效率概念的提出和企业现有环境考核指标的缺陷
企业在现实中可以采取不同的环境策略，但是，投资者越来越要求企业采取具有生态效率的策略，这种策略能在增加（至少不减少）股东价值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球企业委员会（WBCSD）将生态效率的目标描述为“在资源消耗和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化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WBCSD，1996）[1]。投资者和股东们可以通过衡量生态效率的指标来评价不同的企业战略的结果。生态效率指标既可以用来在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之间作比较（横向比较），也可以用来考核某一企业的业绩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可以通过在提高企业附加值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负影响来提高生态效率。生态效率的实现途径是生态效率通过在逐步减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生态影响和资源耗费的同时，提供价格上有竞争力的、可以满足人们需求的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生态效率有明确的目标水平，即经济活动水平与所估计的地球的环境承受能力相适应时，就是生态效率状态（WBCSD，1996）[1]。生态效率型企业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在生产相同产品时，使用了较少的资源，产出较小的对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因而降低了成本，带来了营运利润的增加；进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产品对顾客而言价值更高，或者由于企业的环境形象的改善，企业的销售额也会增大。另外，企业环境负债风险的减少，导致更低的或有负债。同时，更低的资源消耗量也降低了原材料和能源库存，减少了营运资金占用。最后，企业还可以因环境行为而获得税收减免。
企业现有的考核指标中有环境指标和经济指标两大类。但在目前环境危机日益加重和环境保护日益重要的形势下，它们均已暴露出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在企业现有的环境指标体系中，最显著的不足是其没有与经济事项结合起来，而只是单纯地揭示和反映环境领域的内容。这容易导致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忽视治理的经济效益和治理的效果。企业现有的经济考核指标主要是由资金流动速度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等构成，其核心是盈利能力指标。这一考核指标体系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点：一是强调经济的增长量。对企业而言，就是利润和净权益的增长幅度，但不考核环境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改善；二是强调管理者对股东的责任，而忽视了其应负担的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另外，企业现有的环境指标和经济业绩指标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不能有机地全面反映企业的环境和经济业绩。因此，我们有必要选择适当的环境业绩指标和财务业绩指标，并把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充分反映和恰当评价企业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环境业绩指标的定义、分类和特点
环境业绩指标（EPIS）是用来衡量企业的资源耗费的效率与效果。它是用来评价企业的环境业绩的[2]。环境业绩指标按反映企业环境管理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过程指标；（2）系统指标；（3）生态财务指标。按指标计量计算的复杂性分为：（1）简单型的。即，计量一个变量，如能源消耗或固体、液体废弃物的吨数；（2）复杂型的。即，计量两个或多个变量，如：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单位产出的固体、液体废弃物或单位销售额的固体、液体废弃物。使用复杂指标可以衡量出相对于一定时期内生产和财务业绩而言的一个企业在环境方面的业绩。当对不同企业运营环境影响进行比较时，这类指标是很有用的。要使环境业绩指标更有用和更有意义，它还必须具备以下特点：（1）指标能够被披露，同时具有纵向可比性；（2）应包括两个变量；（3）在不同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横向可比性）。一般用于评价环境业绩的可能的双变量指标有两种组合形式：（1）一个环境变量与另一个环境变量之比。这两个环境变量均以实物为计量单位（资源消耗与废弃物产出比）；（2）一个以实物或价值为计量单位的环境变量与一个财务变量之比（例如，单位销售额二氧化碳排放量或环境成本占总成本的比）。
为了使环境报告的使用者能够对企业的环境业绩做出评价，必须建立一套具有可比性和可靠性的环境业绩指标。这可以通过对相关的环境变量和财务变量进行标准化来实现。一个企业的环境业绩对于许多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其中包括资本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因为，环境业绩的提高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更持久的财务价值。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对良好公司的行为是有回报的。科拉森（Klassen）和麦克郎林（Mclaughlin）在1997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企业在环境问题上表现良好时，企业的股价倾向于上升，平均达到0.82％；而当企业发生一次环境事故时，如石油井喷，企业股价大约会下降1.5％（Hancock，1999）[3][6]。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在1999年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亦表明了在企业环境义务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对于绿色公司和非绿色公司而言，绿色公司的资本回报率相比较而言，要高出5％（J.S托姆斯，1999）[4]。
许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利益关系人需要标准的，能与财务业绩相联系的环境业绩指标（EPIS），这样的指标会提高企业所有者、投资人和其他决策者所做决策的质量。
三、生态效率指标：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
学术界和实务界有很多人将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影响企业财务业绩的变量很多，人们很难精确地计算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生态效率指标是财务业绩指标和环境业绩指标实现结合的一种方法。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结合后的环境业绩指标可以预测环境问题及其对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可以帮助投资者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可以说，对于一个拥有平均水平以上的环境业绩的企业而言，意味着该企业极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更持久的利润。另外，与环境业绩水平较差的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环境业绩较佳的企业，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也可以降低。较低的未来投资和更高的利润是重要的提高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会持续影响未来的现金流量，从而对股东投资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
生态效率与企业的财务价值估价是相关联的，它会产生下列影响：（1）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毛利；（2）降低企业对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追加投资；（3）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4）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由于上述影响，企业会产生更多的自由现金流量，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价值。因此，生态效率也会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因为有了更多的自由现金流量可以用于股利分配；而对投资者有利的股利分配政策，是企业吸引投资者的一个标志，它可以通过计算未来现金流来部分评估，从而反映出公司投资形象的提高。通过股东价值法，企业的环境后果还可以直接转化为财务后果。股东价值法可以将企业战略的财务后果予以量化（瑞培伯特，1986）[5]。企业战略的财务后果背后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战略都会导致具体的计划和行动，包括新的投资项目或者环保和日常成本的增加。这些行为常常会导致现金的流出和流入。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差额称为“自由现金流量”。它们代表了企业战略的财务价值。一定期间的自由现金流量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计算：利息与所得税前收益（EBIT）+固定资产折旧-营运利润所得税=营运现金流量+/-增加的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自由现金流量；所有的未来的自由现金流量的总和等于公司的价值。我们知道，在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和公司战略的财务价值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折现的自由现金流量就成为估算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或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投资价值的非常有用的一个指标。综上所述，生态效率在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生态效率指标也能够反映这种联系。
四、通用环境业绩指标、财务业绩指标的选择与标准化
既然通过生态效率的概念能够将企业的财务与环境业绩相结合，那么就应当选择一些在生态效率指标中与环境相关的指标。这些指标具有通用性和直接性，同时还应当使之标准化，以使其具有可比性和可靠性。
标准化的通用环境业绩指标应该符合下列标准：（1）针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因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惟一性，使得环境问题影响全球化；（2）所有的各类企业；（3）所有的行业、部门；（4）将与所有行业相关的宏观层面的环境问题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行为相结合，如全球变暖和企业的能源利用相结合；（5）对环境和财务业绩均有直接影响。
（一）生态效率指标
简单地说，生态效率指标就是环境业绩变量与财务业绩变量的比率。如前所述，通过生态效率概念，可以实现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的结合，或者至少可以衡量相对于其经济活动量而言的企业的环境业绩。尤其是当人们要比较不同企业之间的环境业绩时，这一点非常重要。生态效率指标（EPI）由两个独立的指标构成：生态效率=环境业绩指标/财务业绩指标。
该指标计量单位价值的环境影响，例如，每单位销售额或每单位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或资源消耗量。这与计算每单位GDP的能源强度类似。在这里，它变成了每单位产出或每单位GDP的环境强度（或影响）。一般来说，所有的致力于环境业绩指标研究的国际组织，都使用类似的方法或计算类似的一套指标。能源、物质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与财务变量之比是最常用的。将财务变量作为分母的做法是与传统的财务指标相一致的。例如，用于评估企业财务业绩的市盈率指标就是如此。
（二）选择最有用和最具相关性的环境业绩指标
最有用和最具相关性的环境业绩指标，应当反映人们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的影响程度，因为，这些环境问题应当是全球公认的、重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自1992年以来，有四个国际协议试图对全球公认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有关与后代的利益相一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关臭氧层损耗物质问题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有关限制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有关跨国界的有毒废弃物的控制与处理的《巴塞尔公约》）。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已经讨论过的、并且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或协议的环境问题，设计通用的环境业绩指标。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在此基础上，推荐选择了如下环境业绩标准[7]。
表1给出了以排放量为基础的环境业绩指标，所有指标均以实物单位进行计量。如质量（千克，吨）或能源（千焦、千瓦时）。对其中的三个问题可以构建以下的综合指标，以反映环境问题对不同公司的具体财务影响，如表2所示。
表1 以排放量为基础的环境业绩指标（千万）
环境问题 按照实物单位计量的环境业绩指标
如质量（千克、吨）或能源（千瓦时、焦耳）
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 购买的能源
淡水资源的耗竭 水资源的使用
全球变暖 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排放
臭氧层的损耗 导致臭氧损耗的物质排放
固体和液体废弃物 固体和液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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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财务影响
存在的问题 用货币单位计量的
环境变量的财务影响
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 能源成本（购买能源的成本）
淡水资源的耗竭 水成本（购买水的成本、
水处理成本、水资源处置成本）
固体和液体的废弃物 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成本（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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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业绩指标的选择
将环境业绩和财务业绩相结合进行考虑的环境业绩指标，应使用财务变量作为分母。这样，生态效率指标就包含了两个变量，一个以实物单位表示，另一个以价值单位表示。可供选择的财务变量有：（1）增加值（销售收入与购入商品和劳务成本的差额）；（2）销售收入；（3）营业利润；（4）净收益（税后净利）。在上述财务变量中，增加值是比较恰当的选择，因为它只包括整个产品周期中与企业最为相关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企业将投入物转化为产品和劳务，同时耗用了环境资源并产生了废气和废料。与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相比，增加值在资源使用、环境影响与经济产出之间应建立更为精确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企业只核算与自身生产有关的资源、废气和废料。企业的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只与其能够实际控制的那段生产过程相关。只有增加值能够比较精确分离出对产品或劳务的贡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推荐了下列五个生态效率指标[7]（见表3），以较好地将企业环境业绩和财务业绩结合起来。
表3
环境问题 环境业绩指标
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 初级能源消耗量/增加值
淡水资源的耗竭 用水量/增加值
全球变暖 导致全球变暖气体排放量/增加值
臭氧层损耗 破坏臭氧层气体排放量/增加值
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弃量 固体和液体废物量/增加值
|
上述五个环境问题中的三个也可以从财务角度进行评估，如表4。
表4
问题 可从财务角度进行
评估的环境业绩指标
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 能源成本/增加值
淡水资源的耗竭 水成本/增加值
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弃量 固体和液体废物成本/增加值
|
通过这些环境业绩指标，可以预测环境问题对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某个企业的环境业绩高于平均水平，那就表示该企业的经营利润极有可能更高、更持久。所有的环境业绩指标都与某个带来生产成本的重要环境问题相关，因而也就直接与经营利润相关。另外，较高的环境业绩还意味着企业未来投资压力更低（与其他业绩较差的竞争者比较）。较低的未来投资和较高的利润是重要的价值推动力，影响未来自由现金流量，从而对股东价值提高做出积极贡献。
五、指标选择与标准化中的环境会计问题
前面所述的通用环境业绩指标体系，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两个会计问题：一是对所确定的环境项目（变量）必须予以标准化；二是在统一不同企业计算环境变量的方法后，这些环境变量还必须与企业财务数据保持配套，企业集团的环境数据必须合并。因为，环境业绩指标财务数据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对会计核算有用。为保证信息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在记录经济业务时，应遵循一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这样，才能保证生成的会计信息与环境数据一致。
与生成生态效率指标最为相关的财务会计假设和原则中主要有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假设及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谨慎性、可验证性及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这些会计原则在环境会计中又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如，重要性原则的应用，在环境会计中尽管某项经济业务从一般会计规则角度看并不重要，但它对环境业绩而言可能很重要。在环境会计中，谨慎性原则是最难把握的会计概念。一般来说，谨慎性原则是指倾向于确认可能损失而非可能收益或资产的会计惯例。会计人员倾向于过度谨慎，以应付不确定性的损失。但环境会计的情况正好相反，除非不得已，会计师通常不遵循谨慎原则，不愿意确认环境负债。因为如果企业确认了负债，就有可能引起对企业的环境诉讼。这样的反应也会对环境数据产生影响。所以，在环境业绩指标与财务业绩指标结合的标准化过程中，随着环境会计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会研究和探索出更有效、更符合实际的环境会计方法、指标和程序，找到财务变量与环境指标的最佳结合。
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内容的拓展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501
【原刊页号】11～18
【分类号】F13
【分类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507
【英文标题】On Enlargement of The Content of Socialism Economics Since The 16th Conference
ZHANG Cun-gang,SONG Li-xia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Lanzhou Commercial College,Lanzhou 730020,China)
【文章日期】［收稿日期］2004-08-10
【作者】张存刚/宋丽霞
【作者简介】张存刚(1966-)，男，山西朔州人，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兰州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宋丽霞(1975-)，女，甘肃张掖人，讲师，从事经济学研究。兰州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提要】十六大报告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很多理论创新，本文就十六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分配制度的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走出去”的战略、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等六个方面作了分析，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内容作了新的探索。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re are a lot of theoretical creation about socialism economics in the 16th conference.The article analyzes six aspects about the 16th conference and makes a new probe into the content of socialism economics.The aspects are:socialism ownership;achieving patterns of socialism public ownership;creation of distribution system;change of governmental function;the strategy of"going out"and the viewpoi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关键词】十六大/社会主义经济学/新内容
The 16th conference/socialism economics/new conte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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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5)01-011-08
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注：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涅夫人（1887年1月27日）[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开始自己的经济改革进程，大胆的经济实践推动了经济理论不断发展，而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展开的理论创新又指导着我国经济实践更深层次地进行。
十六大召开以后，学术界普遍注意到，很多创新性的理论见解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涵，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我们将通过以下几个重点问题的讨论来关注这些新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了不断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十六大不仅继续了这一理论创新，而且进一步强调，“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把所有制标准置于生产力标准之上，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致于单一公有制长期存在，其实现形式也过于僵化，难以刺激各种生产力要素为社会主义服务。20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两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都对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首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公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简单的数量和比重问题，而是国有资产和集体所有制资产的“质”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如公有制资产的市场竞争能力、产业属性、产业规模、科技水平、资本的增值能力。其中公有资本不仅包括国有资本和集体所有资本，而且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和集体所有资本。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上，即在国民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走势、控制重要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上，国有经济应当进一步提高其控制力。
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我国提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看到它在增加税收、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重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经济观念的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但不是公有经济的对立面，而且是公有经济有益的补充。十六大充分肯定了非公有经济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政策上享有和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国民待遇”。
如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十六大作了一些具体的阐述。
(1)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要素获得将更顺利。随着劳动力、技术、资金、土地等市场逐步地开放，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有了越来越平等的机会来获得这些生产要素。例如，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从融资方式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实行歧视政策，要以效率来确定资金的流向。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以往银行融资的倾向性，以效率作为银行融资的原则，可以避免有限的金融资产在某些公有制经济中低效率运作，同时，也减少了银行坏账、呆账、死账增长的可能性。
(2)对非公有制经济放宽了投资领域。十六大报告指出，“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决定经济资源流向的应当是资源的效率，而不是资源的性质。国家将逐渐向非公有制经济全方位地放开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限制，对于垄断性行业也会在政策引导下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加入。
(3)减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行政性审批。传统体制下，政府和市场职能相互划分不清，加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非公有制企业并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中平等的竞争主体。在行政管理上限制过多，这既打击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也不利于平等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确立和执行。因此，减少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行政性审批势在必行。例如，将一般非公有制企业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降低注册资本的门槛，由市场管理企业；在资源配置上，可以设置产权交易中心、建筑工程和商用土地交易中心，在竞争杠杆的作用中使各种资源自由而有效地流动。这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机制的要求。
(4)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财产的拥有量并不决定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关键看财产是如何获得和使用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者和所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和所有者有了完整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同时也使社会舆论逐渐向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面改变。十六大还强调从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这大大鼓励了人们以各种方式致富的积极性。只要合法，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这与传统观念相较，将过去的社会主义的收入平均观念逐渐改变成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观念，即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
第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并存，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十五大召开后，国家开始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从1997年的74388家减少到2002年的42696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1997年的807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636亿元。可见，公有制经济虽然数量在减少，但其控制力和竞争力却明显增强，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继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
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取得了发展的良机。在GDP总量中，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由1997年的24.2%上升到2002年的1/3以上；在就业方面，股份制、外资、私营、个体提供的城镇就业岗位由1997年的约占一半增长到2002年的2/3左右；随着投资领域的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所占比重由1997年的32.1%提高到了2002年的43.5%；对外贸易方面，非国有企业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20.4%，所占比重由1997年的43.6%。上升到2002年的62.3%。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于各自领域都显示出了各自的优势，互补长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关于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传统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是政企合一的国家所有制，这种实现形式，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产权不清晰，使得国有企业在运营中的权责模糊，管理难以科学化。而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理论上，我们认为（注：魏礼群.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J].求是.2003,(21).），所有制是指对生产资料占有、使用、处置并获得收益等一系列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则是指在一定的所有制前提下财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所谓财产的组织形式，包括独资、合资和各类资本相互融合等形式，在企业形态上体现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所谓经营方式，包括经营资产的直接经营方式和经营资本的间接经营方式。在所有制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根据国情和市场发展的实际要求来探索多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二元经济结构还长期存在，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我国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也必然是多样化的。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要求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可以使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为国有企业成长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二）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变化，无论在思想认识上、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突破性的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曾经指出，股份公司“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在工业上应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09～610.37.）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8.）“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96.）可见，股份制是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营方式。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能够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有利于国有资本重组，更好地发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涵的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国际接轨，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真正的市场主体。有资料显示，1997年至2001年间，中国股份制企业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由643.7万人增加到2746.6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到2002年底，3468家由重点企业改制形成的股份制企业，国家投入资本7710亿元，但全部注册资本却达到了13304亿元，国有资本支配范围扩大了将近一倍。不仅如此，而且，1999年到2001年间，从事第三产业的股份制企业占到全部股份制企业的65.3%，大大优化了产业结构。总之，通过股份制改革，企业把不同形式、种类的资本组合在一起，形成资本集聚，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同时通过股份制公司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把分散的、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迅速联合成为集中的、高层次的、集约的社会生产力。
三、关于分配制度的创新
经过这20多年的改革，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体系。
（一）肯定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经济贡献和平等的法律地位
十六大报告对分配制度再次做出创新：“……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充分肯定了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劳动要素是最重要的，创造财富的是劳动者，资本只是必须的物质条件，而且资本有剥削的属性，所以在以往很长时间内，理论界都很难把资本因素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提出来。十六大充分肯定了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动都是生产过程中作出贡献的要素，它们产生了经济效益，因此也应当获得分配成果。
在对分配收入的评价上，十六大也调整了评价基点，不再把是否是劳动收入作为评价收入的标准，而是把各生产要素的经济贡献作为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一创新不仅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活跃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创富能力，而且也激发了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资本等生产要素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点与所有制理论相配合，重点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旦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资本等要素获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并存就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
（二）关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对于目前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现状，十六大也指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2002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2000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3:1的警戒线。据专家测算，如果农民纯收入中的30%投入农业生产，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扩大到6:1。而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超过2.0，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其它大多数国家都小于1.6（注：邓大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度”何在[J].中国国情国力，2003,(11).）。
(3)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2002年底统计，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6%。
(4)不同行业和不同的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0年房地产、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收入增长幅度分别是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仅为236.4%和206.8%;2000年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收入水平是最低行业的2.63倍；另据统计，国有、集体与其它经济单位收入之比在1991年是1.33:1:1.85,2000年是1.54:1:1.76。
(5)非法手段牟取财富也促使社会整体收入产生倾斜。总之，在我国基尼系数2002年已达到0.417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和调整收入差距的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呢？一方面，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通过拉开收入差距，可以鼓励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收入差距过大时，国家既要用法律手段切实维护私人财产，又要用经济杠杆来加以调节，从总体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
当然，改变目前居民收入的金字塔型结构，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分配格局，需要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加以协调和支持。
(1)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制既不能打击高收入者的创富积极性，又要适当调节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现行所得税将个人收入分为工资、薪金、个体工商业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机构应税项目，按类征收，每一类项目都有适用税率、费用和扣除标准及计税办法。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存在许多逃税、避税漏洞，尤其是在个人收入调节上效果有限。所以，我国需要在未来几年逐步将个人所得税征税体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靠近。综合税制是把纳税人一段时期内不同来源、不同类别的各种收入收集到一起，统一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作为计税所得，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缴纳的所得税。二者结合的税制可以保证在管理成本较低的条件下有力地调节较高收入者的收水平，严防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
(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使更多的民众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就要让更多的人有稳定的职业。全国就业工作会议强调，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已基本完善（注：黄华波.简论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人大复印资料），2002,(3):180.）。这一政策由四个政策体系构成，分别承担自己的政策功能。就业促进政策体系可以增加就业总量，提高就业效率；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可促进弱势群体及其它政策优先群体就业；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为无收入、低收入或特殊困难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及供给；市场支持政策体系为就业市场双方提供优质服务。这一政策体系立足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地健全就业体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保障扩大就业面，提高就业质量。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注：陈友华.百姓眼中的社会与发展——来自全国八大城市的调查报告[J].中国国情国力，2004,(5):23.），目前中国老百姓的烦心事中，居于前10位的依次是：收入少、就业难、子女学习、没有社会保障、没有住房或住房太小、生活费高、家人身体不好、子女就业难、没有安全感和教育乱收费，其中，老百姓认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首推失业。在这一调查范围内，15.70%的家庭没有医疗保险。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业、再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困境，制度的变迁也带来人民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社会预期不稳定的问题。党和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建立了以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三条保障线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农村和中小城镇社会保障还很不完善，甚至没有建立，失业与就业的矛盾仍十分突出，社保资金的筹集和发放问题很多。针对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首先，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有待于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也需要提高，十六大出台的国家和个人结合、社会保障和个人保障结合的政策，充分体现了保障制度的公平和效率；其次，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我国目前正在逐步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下岗职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职工和政府财政共同负担保障基金，建立基金调剂制度，一方面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方面积极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对于城市困难居民要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定具体的发放标准，规范工作程序，建立困难家庭档案，完善相应的法规，通过合理的财政手段多方筹集资金，降低困难家庭生活风险；第三，积极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四、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与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还是有差异的。
首先，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的时候提出的，而我国的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市场要素的成熟和市场秩序的规范上一开始就承担着重要的主导的角色，而且这样的摸索阶段必然会出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划分不清，在一些经济实践中要么政府管理职能缺位，要么政府的手伸得过长，阻碍市场的自主因素的自我完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经历了一个各种要素市场的成熟阶段，政府只承担了一个“裁判员”的角色，而我国的政府在市场化初期不仅是市场中的裁判，而且也部分地参与了竞争，这就导致在今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要区分清楚政府在市场竞争中的角色的必然性。
其次，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只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主要是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中不合理的部分，而我国政府建设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开始的，即政府的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需要的一切必须要素，包括产生竞争主体、规范竞争规则、制定竞争法规和监管市场运作等多种职能，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甚至是行政的各种手段来在短期内促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样，就必然出现经济调节手段运用中的是否适度的问题。
再次，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条件下建立的，较之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而言，必然存在诸多差距的弥合问题。例如，城乡体制差别引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复杂性，由城市化工业化不足引起的市场化程度不均，因收入分配差距引起的对“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质疑等等。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时经历着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我国政府要在短期内完成这诸多的任务，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具体国情，摸索前进。这里就自然产生了经验和理论的冲突，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理论，要勇于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在我国，政府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机构，其职能根据角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作为行政机构，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行政管理权力管理行政区域内的团体与公民的社会活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独立；作为宏观调控机构，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达成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的职能是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政府承担的不同职能必须严格地划分开来，即实现行政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注：杨瑞龙，陈秀山，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89.）。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也逐渐地从全面主导过渡到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十六大在以往的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再次强调“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1)经济增长。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否有力，首先一个就是看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否在增长。我国建国以来，经济随着政治因素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有过大涨大落，起跌幅度很大。但从1978年以来，国家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头等大事后，积极地开展经济建设，加上一直以来党的正确领导，国家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在世界上形成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政府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制定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划和宏观战略，利用财政、金融和税收等一切手段，以拉动内需为主要目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2)增加就业。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但这又是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必须付出的代价。过多的失业给各地的综合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同时也妨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所以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必须下大力气积极启动有效的再就业机制。首先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吸纳部分劳动力；其次，建立再就业体系，扩大就业渠道，完善培训机制为再就业准备条件。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再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要处理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3)稳定物价。从理论上讲，正常的物价波动可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可以自动实现物价稳定，但在实际的市场上，物价波动不仅要受到市场供求状态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市场投资效益的限制。物价的混乱会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市场预期，会极大地降低资源配置的准确性，进而影响总体的经济增长。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政府需要综合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平衡投资与消费总量，刺激内需，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主要反映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全部交易的总量，即进口和出口总额。在对外贸易中，长期的顺差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多从而使出口壁垒增加，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则会使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国际储备大量消耗。二者都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利。所以，政府把平衡国际收支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总之，四个宏观调控目标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背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多种经济政策寻求四项目标的综合平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
五、关于“走出去”的战略
十六大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的市场经济不但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完善，更需要在各项经济规则上和世界接轨，将市场延伸到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开放国门发展经济。
十六大提出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新阐释，是新的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引进来”是把国外先进的技术、有用的人才、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引进来，帮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鼓励先进的企业在国外投资，拓展优质产品的国外市场，可以带动出口的增加，同时也为利用全球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企业竞争力不足，产品也难以参与世界竞争，所以我们积极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管理经验也有所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提出“走出去”的政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且有坚实的基础。
（一）“走出去”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出口能力，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我国鼓励对外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出口能力，为我国的产品和劳动力打开市场。一些优势行业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限制了行业规模扩大和竞争素质的提高，甚至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政府通过政策性诱导和支持加大出口力度，不仅可以拓宽这些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也可以减缓国内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同时，在国外进行跨国投资，也可以增加对外劳务输出，内外兼顾，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国家可以有效地调控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二）“走出去”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培养有潜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国企业不仅具备了很好的生产能力，而且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实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已经逐步建立了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运行体制和管理方法。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跨国企业都来我国寻求廉价的经济资源和广阔的商品市场，这对处于国际竞争中的我国企业显然是一种挑战。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不但需要国外企业的合作和帮助，更需要和国外企业一样，采取主动态度。有实力的企业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向国外市场进军，积极加入国际竞争。从国际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走出去”的企业就得在市场法则上和国际接轨，学习国际竞争规则和世界先进企业的经验，提高竞争素质，引进先进的技术，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投资的向度、规模、地点以及时间的选择都要纳入企业发展的国际化战略中来考虑，达到既占领国际市场又节约经济资源的双赢目的。
（三）“走出去”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
党的十六大根据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明确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近几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绩明显，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增长。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仍然不相适应，低水平生产大量过剩，技术创新能力不够，高水平生产供不应求，资源利用率较低；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30～40个百分点；地区产业结构发展趋同性强；城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让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将生产能力过剩但技术水平并不落后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拓展，努力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产品，充实国内市场需求。这样，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继续使已有的资产增值，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盈利，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旧的全球分工格局中，我国仍旧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在国际分工地位、层次和分工方式上难以掌握主动权。国家鼓励企业在国外投资，就是让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经济资源在全球化配置过程中向着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从而掌握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权，改变为他国作廉价资源地和市场服务的被动地位。
（四）“走出去”有利于利用国外经济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全球范围来看，相对于人口的增长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这一矛盾在我国相当突出，一些自然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大大限制了行业规模和发展的主动性。通过对外投资，把企业建到国外，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战略性的长远目标出发，争夺世界上有限的经济资源。这种战略的实施，不仅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还包括对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的利用。不可否认，我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开发一些尖端核心技术所需的成本过高，企业在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必然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受挫，我国VCD行业就是一个教训。而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考虑到经济的战略发展。因此，“走出去”也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尽量扩大可配置资源的总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六、关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
十六大报告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衡量小康的第一个重要指标是GDP的增长，其次是国家的法制化进程，全民思想文化和生活素质的提高，可持续性发展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社会发展观上，十六大摒弃了旧的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更强调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过去，我国之所以一直使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因为，从生产的角度，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从使用角度，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简单讲，GDP能较准确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总量，较准确地表达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水平，所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经过1968年和1993年两次重大修改，GDP核算体系仍然是世界通行的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是，随着20世纪中叶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各国都在分析以“GDP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局限性。
(1)GDP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民财富。国家财富的增长，不仅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量的增长，而且强调固定资本的质的提高。而GDP只是反映固定资本量的增加，而不顾其质的提高或下降。据报道，我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已有4万亿元，占到GDP总额的41%，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1978～200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在6.6%，远低于9.4%的经济增长率（注：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N].2002-09-16.）。可见，由于GDP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不良投资增加，劣质产品增多，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高投入伴随着低产出，低的生产效益和高的经济增长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出现了我国高经济增长率条件下的高失业率和高浪费现象。
(2)GDP不能反映社会分配状况。GDP的增加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在增长，人均GDP的增加反映了人民经济收入水平在增加。但是，由于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我们看到在人均GDP增加的同时，并没有改变社会分配存在的贫富分化严重的现状。
(3)GDP并不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我国，资源的紧缺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处于后列。但是，我国却是单位GDP生产能耗最高的国家。中国的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生产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注：秦朔.GDP先生的讲述[J].南风窗，2003，（12上）.）。这种高增长高能耗的趋势在GDP达到1000美元时尤其突出。在生态环境方面，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森林过度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一系列对生态的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增多都在警告我们，用环境的恶化换来的经济发展最终必然会危害人类。而这一系列的代价都是人类为获得GDP的增加而付出的。
(4)GDP不反映资源的配置效率。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各种生产力要素作为经济资源应该流动到经济效益最大的地方去，获取尽量高的价值增值。但在追求高额GDP的条件下，这些资源会通过行政审批、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等方式流动到效益较低的部门或地区，资源的投入增加了地方短期内的GDP，但却损失了长远的资源增值能力。即只管投入不管产出，甚至是光投入无产出的无效投资，这对经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短视和狭隘的经济行为，最终只会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资源大量浪费。
总之，单纯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所以挪威、芬兰、法国和美国等国家都在尝试提出绿色GDP等新的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主要考察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世界银行也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它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而我国也已经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从事新的指标体系的研究。
在十六大报告中，政府提出用可持续性的发展观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一个不变或增加的环境资源资本，以保持代际间的公平性”（注：吴易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必然途径[J].理论经济学（人大复印资料），2003,(2).）。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次，要重视社会稳定，平衡收入分配，建立健全失业保障体系、福利和救济体系；第三，科学规划经济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在结构调整上加快制造业的发展，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在重视效益和投资方向的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
新形势下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的思考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501
【原刊页号】42～45
【分类号】F2
【分类名】农业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0506
【作者】牛胜强
【作者简介】牛胜强，兰州商学院助理研究员（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提要】当前，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市场启而未动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文章在分析了我国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农村市场的现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题】农经综论
【关键词】农村市场/农村市场开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大才.农民增收的极限约束与跨越路径[J].经济学家，2004，（3）.
[2]林毅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J/OL].http:wwwl.cei.gov.cn/hottopic/doc/zjzt2002051/200210091446.htm,2004-10-11.
[3]陈锡文.农民增收需打破制度障碍[J/OL].http:wwwl.cei.gov.cn/hottopic/doc/zjzt2002051/200210091403.htm,2004-10-11.
[4]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过快，连续13个月超过城市[J/OL].http:wwwl.cei.gov.cn/hottopic/doc/zjzt2002021/2004060922582004-10-14.htm,2004-10-11.
一、农村市场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场建设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城乡商品交换。主要表现在：（1）市场建设多为农贸市场类的初级市场，市场容量小，功能单一，更高形式的农副产品批发、期货以及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产品交易没有放心的交易场所。（2）政府缺乏引导、规划和建设，沿街叫卖、沿街为市、乱停乱放、交易场所经营环境脏乱差的状况普遍存在。（3）主要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尚不完善，农产品交易中的操纵市场、弄虚作假等问题比较严重。（4）市场制度不健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现象较为普遍，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度不高，许多资源的配置是在非效率的、扭曲的市场上进行，农户和企业的失信行为和非市场行为，引发了比较严重的连锁反应和负面效应。（5）交易手段落后，农民利益受到损害。目前，农村市场采用的主要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市场交易分散而零碎，农户在交易中往往是产、供、销身兼数职，在与买者的讨价还价中常常处于劣势，市场中缺乏直接服务于交易活动的中介组织和解决市场纠纷的仲裁机构。（6）信息闭塞，产销之间的联系不够畅通，出现“卖难”和“买难”问题，地区封锁、封闭以及产品流通受阻等现象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发布的《农村消费及消费环境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目前87.5％的农村人口（抽样调查）了解信息依赖电视，电视成为农村居民了解外界事情的主要渠道。这表明，目前农民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还很单一，完善农村信息化建设亟待引起足够重视。（7）市场乱收费现象比较严重。农副产品流通中的卫生费、防疫费和过路费等收费项目过多过滥。（8）农资涨价过高，基层供销社已名存实亡。据有关部门记者在内蒙古西部盟市调研了解到，河套灌区的灌溉水费已由1998以来的每方1分钱涨到现在的每方4分7厘，农村用电价格是标准电价的1倍，二氨每吨涨了500元，一氨每吨涨了300元，地膜每吨涨2400元，棚膜每吨涨2800元，平均每亩地增加农民负担43元。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自2003年4月份以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已连续13个月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9）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农村市场。近年来，由于城市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力度加大，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就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广大农村，直接威胁着农民的身体健康。
2.消费环境差，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展。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如供水、供电、道路、通信、环保、市场设施和清洁能源等，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和消费。譬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差，农业灌溉水平低；交通运输建设已远远不能满足劳动要素和物质要素流动的需要；电力短缺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购买家电商品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较为普遍，不仅电价高，而且还存在供电时间受到限制、电压不稳等问题，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家电商品在农村的普及。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电需求的作用相当于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城乡居民同电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和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而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另据统计，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和28.6台。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且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和35.5％。而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
3.企业产品结构不适应农村的消费需求。长期以来，严重失衡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广大农村居民难以与城市居民同步享受经济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企业对广阔的农村不仅开拓不够，而且有所忽视，现有的工业生产结构大都偏重于城市市场的消费需求，农村市场适销对路的商品货源不足，品种单调，农民很难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再加上商品售后服务跟不上，农民购买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有许多后顾之忧，农村市场从未显现出兴旺和繁荣迹象。
4.农民自身素质低，限制了消费。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不少农户看不懂产品说明书，不懂、不会使用科技含量高的耐用消费品，影响了工业产品在农村的销售。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从1990～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状况的统计数字看，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人口仍占农村劳动人口的87.8％，并且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3.6％，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
5.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农产品由过去的长期短缺变成了相对过剩，出现了价格下跌，销售困难，致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低限制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目前，许多农民的消费仅限于吃饱穿暖的温饱水平，他们尽量保持不花钱或少花钱的传统，享受和发展性消费几乎为空白。据统计，1998～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5％，而城市居民为8.7％，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农村居民的2.6倍。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元，差距已扩大为1∶3.24。另据国家统计局专家测算，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已经达到5∶1，在各类需求主体中，农民需求能力为最低。
6.城镇化水平低，市场需求得不到充分扩张。由于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支撑）和国家的严格控制，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工业化的高速推进相比，城镇化水平显著滞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滞留在人均数量日益减少的耕地上，使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根本无法开展，沉重的人口负担，使农村难以走出低收入循环陷阱，农村经济振兴步履艰难，而且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不仅引起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按照霍利斯·钱纳里的标准，1998年我国的工业就业占总就业的23.5％，相应的城镇化水平应为49.0％，1998年中国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为48.7％，相应的城镇化水平也应为63.4％，而实际上该年城镇化水平仅为33.26％。农村人口转移面临巨大压力，非农就业困难。2001年，我国纯农业就业人员达3.25亿人，比改革开放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4000万人，同时，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从1997年到2001年5年间一直徘徊在1.3亿人左右，没能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大，城镇消费群体比重太小，增长缓慢。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拓展城镇消费群体。
二、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的对策建议
1.大力加强农村交通、农田水利、通信、电力、环保、清洁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创造适宜的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中断。当前应抓住储蓄率高、劳动力成本低、农民增收渠道少的时机，下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为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创造条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以下几点：（1）搞好规划，把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2）合理使用资金，确保重点工程，当前要把水利建设作为重中之重。（3）坚持政府宏观调控，确保工程质量。（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尽量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5）基础设施建设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把生态保护和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认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历史和经验证明，只有市场才能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有效地沟通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使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反复证明，任何组织和制度都无法替代市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调节作用。因此，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新形势下政府的基本职能。（1）加快商品市场建设，完善商业设施，努力提高市场品位。必须下决心整顿农村集贸市场，大力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培育和发展完善我国的农产品区域市场和专业市场，建立一批专业化、信息化程度较高、功能齐全、辐射范围广的各类商品交易市场。（2）在市场建设中坚持规划先行，适度超前，协调地区、部门间的利益，破除部门分割、地区封锁，把市场的规划布局和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集中力量搞好市场建设，努力做到“办一个市场，兴一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地百姓”。（3）进一步培育和完善批发市场，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建设，稳步探索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市场体系均衡发展。要在发展和完善各类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壮大资本市场，建立和完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加快产权流转。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一级市场。健全劳动力市场，增强就业服务；加快技术、信息市场发展。
3.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1）要明晰产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农户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2）要在明确所有权的基础上，搞活经营权，放开投资权，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3）要对基层供销社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转换机制及资产重组，恢复其服务“三农”的职能。（4）充分发挥各种协会、社团的积极作用。
4.加快市场立法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秩序。（1）要确立商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规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健全法制，强化信用的约束作用，形成个人信用、市场信用和政府信用的完整体系，引导农民和企业以诚信面对市场。（3）抓紧制定和出台产品标准，实行市场准入制。（4）强化市场监督检测，改变农村市场目前检测手段严重落后的现状，为快速准确打假创造条件。（5）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素质。（6）加大综合打击制假贩假力度。（7）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对执法部门的各项收费、罚款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坚决杜绝和斩断伸向市场执法牟利的“黑手”，从机制上消除执法机关追逐部门利益。
5.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越频繁，交易手段越是专业化，就越是需要建立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我国现有的农村生产经营模式（主要是农户）生产规模小，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半自给性和低商品率，农户在市场交易中往往是身兼产、供、销数职，常常在买者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劣势，产品大部分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农民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需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当前应重点发展的市场中介组织包括：直接服务于交易活动的中介组织；促进市场发育的咨询、信息等服务机构；解决市场纠纷的仲裁机构及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流通中介组织等，以此规避市场风险，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度和市场化程度。
6.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的稳步增加，不仅关系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关系开拓农村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
第一，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优化农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1）必须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国家应实施高投入、高补贴的农业扶持政策，引导粮食主产区发挥粮食生产优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建立完善国家对粮食的调控能力，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国情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粮食流通体制，确保粮食供应和市场粮价稳定，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3）加强粮食抗灾减灾体系建设，减少粮食生产的波动。（4）在保持粮食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注重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高附加值。（5）围绕增强竞争力，坚持“做优、做大、做强”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积极培植壮大骨干企业，全力营造规模优势，扩大优势产业的市场占有率。
第二，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加快中小城镇建设。当前，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中小城镇，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带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抓紧、抓好。（1）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注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农副产品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更应把农副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主攻方向。（2）引导城市相关企业发展农村旅游业。（3）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经商办企业、搞贸易。（4）要搞好城镇规划，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提高城镇的城市化水平。（5）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人口合理流动。（6）要实行倾斜性和鼓励性人口迁移政策，对退耕还林村区及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人口，稳妥地进行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
第三，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创造有利于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内外经济条件。刹住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之风，遏制农民负担上升势头，继续做好撤乡并镇、精简人员工作，改进农村基层干部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7.鼓励城乡工商企业到农村发展销售网络，积级探索连锁经营、配送中心等新的流通方式，保障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要通过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整合各种资源，引导城市产业资源向农村梯度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引导企业转变经营观念，面向广大农村市场，认真研究农民需求，做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需求的调查研究，生产出适合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并做好售后服务。应在发挥基层商业、供销部门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城市商业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服务于农村的市场营销体系，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
8.培育典型，发挥示范效应。典型的示范作用十分重要，经验事实证明，东部地区的发展之所以能形成气候，在起步阶段，个别人的表率和示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培育典型，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9.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激发农村的内在活力。当前农村经济增长缓慢，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质低下。我们要正视农村人口总体素质差、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的事实，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启动农村的内在活力。
总之，开拓和发展农村市场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把巨大的需求潜力变成有效的现实购买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收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