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

国际研讨会简述

----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

 

赵红   徐晓卉

兰州商学院艺术学院

 

秋高气爽的北京，一阵秋雨寄托着晚辈对已逝学者的哀思与怀念。九月十七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合办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如期召开。窗外阴雨绵绵，苍天也在为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王重民先生寄予伤痛之情；会议厅内，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热烈地讨论有关敦煌学研究和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学术史上作出的巨大贡献，以此缅怀王老的在天之灵。

本次大会的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了解各国收藏、保护和研究“敦煌遗书”的现状，促进“敦煌遗书”的全面出版及进一步利用和研究；二、讨论“敦煌遗书”的保护、修复、数字化信息管理和出版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三、纪念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原北京图书馆代馆长、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顾先生在收集、研究敦煌遗书方面的贡献，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深入发展；四、纪念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肯定其在敦煌吐鲁番学发展壮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将来的历史使命。大会的进行也正如预期目的，令人愉快地在九月十九日圆满结束。我校高启安、赵红和徐晓卉三位教师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高启安老师在大会上的发言，获得与会代表的好评。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的纪念王重民先生大会上，各界人士发表纪念辞。北京大学副校长林久祥致开幕词。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先生追述了王重民先生的生平事迹，感叹王先生在国难之时，虽不能“执干戈，为社稷”，却能踏踏实实、孜孜不倦地研究流落海外的敦煌遗书而表现出的另一种爱国豪情。同时，对王先生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与侮辱深表同情。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讲述了自己和王重民先生之间的真挚情意以及自己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受惠于王的感恩之情。评价王先生作学问不图名利和实惠，总是在作与人方便的真学问，表达了对恩师的敬仰。美国国会图书馆王冀先生讲述了王重民先生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贡献。

纪念王重民先生的论文，均围绕王先生的生平事迹和研究成果展开论述和评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的一篇《魂归敦煌——我送王重民先生的敦煌研究资料回敦煌》，可谓是情真意切，讲述中流露出极大的感动和怀念之情。1984年初春，柴先生受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先生之托，带着王先生遗留的珍贵手稿及书信，来到寒风料峭中的敦煌，捐赠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这批资料目前正由敦煌研究院的李永宁先生进行整理，他在大会上简要汇报了资料的整理情况。这批资料分为四个部分：法国伯希和劫经的部分目录卡片，共有两千余张；斯坦因、伯希和劫经中的部分分类目录卡片，约一千余张，大致按经、史、子、集格式，内容庞杂，整理比较困难；王先生在巴黎、伦敦阅读敦煌遗书原卷时的少量手抄录文和刘修业先生的誉抄稿；王先生撰著文稿和往来信件。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王先生的目录卡片和撰著对于补充、校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以及某些典籍的缺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英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芳思女士在《王重民与翟理斯》一文中，探求了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文书为何在1935年之前未能大量研究的原因，认为翟理斯在保护斯坦因文书时有保守倾向。而王重民先生于1934年到达法国研究伯希和文书激起了翟理斯的感情，从而使他在1934-1944年之间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

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论文，数量可观，使人看到了敦煌学近年来的可喜成果。这方面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到历法、医药、语言文学、传统典籍、宗教文本和官职等。

历法研究，邓文宽先生作《居延新简〈东汉永元二年（90年）历日〉考》一文，针对居延汉简中出现的一件东汉永元二年的实行历日简，不仅对年代作了详细周密的考证，而且对其释文也作了较为科学完善的校正，为汉简历日研究增添了一条可贵的新材料。法国远东学院华澜博士著、李国强翻译的《敦煌历日研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敦煌历日编号、界定和分类、社会与宗教背景、历书的结构和社会学特征，为敦煌历日和社会习俗相结合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医药研究，陈明先生作《备急单验：敦煌医药文献中的单药方》，利用敦煌出土的单药方残卷探索敦煌当地单药方的应用和备急方术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挖掘文书背后所隐含的相关文化心理。

语言文学研究，通常是敦煌学会议的一个注目点。许建平先生《跋国家图书馆所藏〈诗经〉写卷》一文，指出写卷抄写于唐中后期，虽说伪、误、衍、脱字颇多，但仍然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一、可藉以证阮元《毛诗校勘记》之善；二、可藉以补今本《诗经》之脱漏；三、可藉以纠正今本《诗经》之误改；四、可藉以考见《诗经》传本之异文，以明音注之不误；五、可藉以推知《毛传》之原貌，而知今本之误。汤君先生《敦煌曲子词写本叙略》，对敦煌曲子词的概念、范围界定作了更为科学深入的探讨。并对王重民先生整理的敦煌曲子词写卷从整体上作了更为详细的考察，旨在说明敦煌曲子词在敦煌学相关学科不断推进，新的学科不断发展的时代中，应从整部写卷的各个环节发掘出与之相关的学术信息，从而真实再现曲子词曾经存活的具体文化时空。高启安、赵红两位先生合作的《“张孝嵩斩龙”传说流行历史背景研究》，剖析了关于张孝嵩在玉女泉斩龙的传说故事得以流行的历史背景，借此说明张氏归义军政权第二代统治者张淮深求授旌节改郡望的原因。并进一步说明张孝嵩斩龙的传说故事在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时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两位合作的另一篇《敦煌“玉女”考屑》，针对敦煌文献中出现的“玉女”名称及形象，联系华山玉女、昆仑玉女的事迹，考索出敦煌民间信仰的“玉女”与“张女郎神”是不同的两个神祗。这两篇文章很好地结合了文学故事、历史文献和民间信仰，较为独特。

传统典籍的研究，在敦煌写本与传世本的校勘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兰州大学郑炳林先生作《敦煌写本许负相书残卷研究》，把许负相书的敦煌残卷与传世本从内容、编排顺序等方面作比较，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占卜风气兴盛，敦煌文士改编许负相书时依据自己的原则标准进行，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更适合当地民众的普遍心理，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王卡先生《敦煌本何晏注老子道德论考释》，针对国家图书馆藏B.D14649+14738号残卷，从残卷的来历及定名之误、魏晋玄学大师何晏的生平著作及学说要旨、残卷内容及校读记三方面考释出这两件缀合残卷应当是何晏《老子道德论》下卷的唐代写本，纠正了学界早已定名为梁武帝《老子讲疏》之误。这为传世典籍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又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提交的文章《61件美国安思远先生所藏历代佛教写经谭》，是为安思远先生所藏的61件佛教写经作的两次工作总结：一是给其中不识经名的47件写经定名，个别原名不准确的给予订正，重作目录；二是对这些佛经作的相关研究，对某些敦煌未出的写经作考订。施先生因此为《大般涅槃经》的南本、北本找到了区别标志——北本叫“葶藶”的植物，南本叫“芥子”。佛学辞典解释高丽初雕版的佛经每行十四字，但很少见到。这次在出版物中的出现，使施先生立即想到安思远先生的这两件高丽本佛经是否为“高丽初雕版”的本子。她虽然没作肯定，但提出这一看法已实属不易，这不仅令人钦佩老一辈学者们在学术问题上严谨求实的作风。屈直敏先生《敦煌本类书〈励忠节钞〉写卷研究》一文中，对敦煌本类书《励忠节钞》残存的11个卷号分别作了考校、叙录，并将其缀合整理为8个系统卷号，为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拾遗补缺之功用。同时，他更进一步全面地统计《励忠节钞》援引的典籍和不可确考的引书出处，指出此类书与唐代社会教育以经史为主，兼及道学、宗教，重视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其价值在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教育、知识范围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借鉴意义。

宗教文献的研究，仍集中在佛教，兼及道教。台湾中正大学郑阿财先生《敦煌本〈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考》乃是对道教经典的考释。他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序品第一》和法藏P.2582《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道要品第四》两件写本进行比对，确定它们原本是同一写卷但分藏两地。又根据此经文的风格与体例，确定其成书年代在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指出这两件敦煌写本的保存，比《道藏》所收净明道的任何经文都早，为道经发展的考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特别在净明道经典的渊源考究上，极具价值。南京师范大学黄征先生对法藏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进行考订。此卷是敦煌草书写卷的代表作，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录文在断句和标点上有疏漏。黄征先生在逐字逐句核对原卷真迹和传世典籍等多种重要资料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补订，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准确与方便的录文。这种与人方便的学术风范与王重民先生如出一辙，令人赞叹。张勇先生对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本官和本贯”、“迁流和南新州百姓”以及“福门和福田”三组语辞作了详细周密的考辩，并挖掘出语辞背后蕴涵的史实和文化意义，以小见大，透露出作者深厚的汉语言文字和扎实的历史文献功底。

归义军官职研究，两篇文章比较典型。冯培红先生著《从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看晚唐五代宋初的沙州上佐》，对唐至宋初时期敦煌的上佐职权进行对比，指出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政权中，上佐之职一改中唐闲职之特性而成为沙州至关重要的实权人物。而且，上佐往往晋升为节度留后，继而升任节度使之职。徐晓卉所作《S.5640愿文中“司徒”人物定名考释》，对英藏S.5640愿文中出现的司徒、天公主、令公等特殊人物，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考释出本愿文中天公主乃曹议金的甘州回鹘夫人，令公确定为曹议金。由此推测“司徒”为曹议金病重期间掌握实权的曹元德。但是否可以把令公和司徒定为同一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本次大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论文。杨富学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古代回鹘的印刷术》，通过11件回鹘文佛教典籍印本的研究，指出回鹘人的木活字印刷业在元代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敦煌和吐鲁番分别成为当时西域与河西地区回鹘佛经印刷的两大中心。杨铭先生《有关英藏敦煌、麻札塔格等地出土古藏文写本文书的研究》一文，从这些文书的入藏单位、数量、编目和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绍了近百年来国外学者对它们的研究精华和概况，极大促进了中外学者在古藏文写本研究方面的交流。

大会的第三个议题就是对敦煌文献的修复、保护和数字化信息管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先生简单介绍了日本国修复和泉市久保物纪念美术馆所藏敦煌本《十王经》的情况。说明修复时最高限度地利用了写本固有的书志学情报。同时，尽量考虑了写本原有的形式，致力于保存。最后他提出对敦煌写本进行修复时，首先选择已确凿无疑的写本，在修复方法上应全面考虑保存写本本身和基于写本资料与书志学方面的正确评价。张平先生对国家图书馆作的敦煌遗书修复和保护工作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对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建设性的评价。其文《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修复与保护》概述了敦煌遗书修复原则的产生与内容，同时叙述了国家图书馆为敦煌遗书配置新旧装具的经过，使人深深体会到一位文物修复保护工作者的艰辛和他们勇于奉献的可贵精神。周崇润先生提交论文《对敦煌遗书的损毁现状及其保护措施的探讨》，分析了敦煌遗书的纸张、字迹材料特性，认为主要是以大麻、苎麻为原料，楮皮、桑皮次之。通过无损测酸仪检测出敦煌遗书纸张已经明显酸化，而且大多严重变色或破损。由此提出七项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敦煌遗书的储藏环境，制作优良装具，防治虫霉，进行纸张的去酸处理，耐老化加固处理，耐久性修复和加换大轴心减轻轴向断裂。这对保护好敦煌遗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杜伟生先生的《敦煌遗书修复档案与古籍修复档案查询管理系统》一文，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运用电子手段建立敦煌遗书的修复档案和古籍修复档案查询管理系统，以此补充了历史上修复和保护敦煌遗书缺乏记载的缺憾。这个管理系统有四大优点：内容简明，保密性强，使用方便，维护量小。施萍婷、邰惠莉两位先生曾合作《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于2000年7月已经出版。这次研讨会上两位又带来配套电子版《敦煌遗书数据库》计算机查询检索程序。此程序以新编总目为依据，涵盖敦煌遗书的收藏地、统一编号（卷号）、名称（经名）、标志、分类号、对应号、题记、说明、本文、按、图等相对完整的信息内容，力图使读者得到一个方便、快捷、准确、全面的有关敦煌遗书的信息。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50%左右的遗书还未完全公布或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收录其中，有待以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英国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组的高奕睿先生利用电脑的强大计算功能，设计了The Dunhuang Character Database（简称DCDB，即敦煌文字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容量大，可持续添加文字，可与其他类型的文字相协调，检索方便。它利用汉字的分解笔画确定字音、字意和与其对应的现代标准字。同时把敦煌文书和唐宋时代的标准字书进行比较，就可以找到古文献中众多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这个新的开发软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

另外，在这次大会上，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化文先生向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捐赠了自己的手稿，弥足珍贵，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