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西方国家的几种“新经济”观点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39～41
【分类号】F8
【分类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8
【英文标题】Several viewpoints of "New Economy" in western countriesnowadays
XIE Qiong
【作者】谢琼
【作者简介】谢琼，兰州商学院 法学系，甘肃 兰州 730020
谢琼（1966—），女，甘肃宁县人，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在职研究生班学员，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理论界主要流行的四种“新经济”观点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新模式就是“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新经济”；网络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是与旧经济相比较而言的“新经济”。
【英文摘要】Today,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are severalmain popular vie wpoints of "new economy":"new economy" is thenew pattem of the working of ma croeconomy; "new economy" is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 d informationtechnology;"new economy"is network economy;"new economy"is ane w economy compared with the old economy.
【关键词】新经济/网络经济/信息技术
new economy/network economy/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F1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465（2000）02—0039—03
对于“新经济”，在当今西方经济理论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支持新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新技术、全球化、市场化和极高的生产率，带来了不引起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出现。在西方国家，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新经济”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宏观经济运行的新模式就是“新经济”
新的经济理论，促使国家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新的经济政策，促使一种最理想的低膨胀、低失业、低赤字与高增长并存的新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的出现，就被称之为“新经济”。
在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最理想的四大目标就是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政策工具。在以往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的四大理想目标是很难同时实现的。
一般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几乎都认为，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有一个大约为2.2％到2.5％的速度极限，最低失业率则大约为5.5％到6％。这就是所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临界点。即如果经济增长超过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那么就会引致通货膨胀；反之，如果要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就要付出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代价。
现实情况是：美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持续稳定增长，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出现3.7％和3.9％的经济高增长，1999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接近4％；失业率从1992年的7.5％下降到1999年初的4.3％；通货膨胀率由1992年的3.9％下降为1998年的1.6％。截至1999年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了9年之久。美国普里马克决策经济学公司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艾伦·塞奈说，“这也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上升，各种经济数字都相当，没有任何明显的过热现象”（注：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上升［J］.（美国）时代周刊，1997—10—9.）。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状况已超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于是，他们把这种持续的、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称为“新经济”。
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经济”
在全球很有影响的《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对“新经济”的解释是：“新经济”概念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的消亡，也不意味着经济周期的不复存在，不再出现经济衰退。他认为，所谓新经济，指的是已经存在数年的两种趋势（注：斯蒂芬·谢波德.新经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J］.（美国）商业周刊，1997—11—17.）：
一是贸易业的全球化。即全球内部市场力量的增强、贸易的自由化和管制的普遍解除，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和区域集团化、工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如，欧洲的经济联合、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等。对于美国来说，则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以前。20年前，美国进出口总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5％，1998年提高到25％。
二是信息技术革命。以传真机、自动电话、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因特网，以及信息数字化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有力地带动了信息技术产业的成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信息产业已替代汽车、建筑业等传统行业成为美国新的最大的支柱产业和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其中，计算机软件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都以12％的速度迅速增长，比其他部门的经济增长率高出许多倍。目前，信息技术产业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中占1／4至1／3，而传统支柱产业即建筑业和汽车工业只分别占14％和4％。信息产业利润丰厚，而且其产品价格每年都在下降。此外，信息技术还渗透到其他部门的制造、加工、运输等方面的信息获取和传递等过程，带动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高技术化，彻底革新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按照上述解释，所谓“新经济”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尚未完全摆脱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但由于从人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自身潜力的经济政策，减少了经济的“泡沫”成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增长推动的。因此，经济周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推迟了经济衰退到来的时间，并有可能出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这种“新经济”观点，突出地强调了新经济的新增长方式和新增长动力这两大要素。
三、网络经济才是“新经济”
网络经济代表着“新经济”。美国《硅谷时报》社长、美国优酷YOUCOOL.COM网站总裁兼执行长黄致远认为：“新经济”是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数字化与网网相连的世界中运作。在新经济体制下，一家企业的价值奠基于所拥有的资讯与客户关系。在新经济里，企业经济模式要重新定义，包括企业的价值、发展速度、空间、客户关系、品牌与资金等，都予以重新再定义（注：黄致远.美国新经济威力巨大［J］.知识经济，1999（1）.）。
他认为，在“新经济”时期，人们衡量企业的自身价值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异。美国著名的网络书店亚马逊公司（AMAZON.COM）1998年的销售金额达6亿美元，仍处在亏损状态。而全美最大、拥有上千家实体连锁书店的Barmes & Noble, 1998年营业额30亿美元。两者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亚马逊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的价值已高达267亿美元，是Barmes & Noble市值26亿美元的10倍以上。这就是新经济的威力所在。
仔细观察亚马逊公司与Barmes & Noble的竞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全美拥有连锁书店，但是，Barmes & Noble只销售产品。而亚马逊公司拥有的是全球800万个上网客户，而且掌握他们的各项相关资讯，通过电脑资讯的技术，可以维持忠实的客户关系。新经济与旧有的工业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业经济强调产量，机器是经济的发展核心；新经济重视脑力，以人才为重心；但在新经济里，资讯是关键，掌握资讯者掌握一切。
同样的事情也在个人电脑超级大公司Compaq与德尔电脑公司之间发生。Compaq公司的销售额为310亿美元，而其强劲竞争对手德尔电脑公司的销售仅约180亿美元，远不及Compaq公司。但是，两者的市值额反差甚远，德尔电脑公司的价值为1064亿美元，Compaq公司竟然只有406亿美元，不及德尔电脑公司的二分之一。
其根源在于，德尔电脑公司是一家纯粹的新经济企业，德尔电脑因为拥有资讯而致胜。分析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德尔公司不通过经销商销售电脑，而是网上直销，每卖一台电脑，就取得现金，现金流量大，有助于企业进行弹性运作；第二，德尔公司的订单与库存资讯相连，有订单才进货，因此大幅度降低库存成本；第三，通过线上直销管道，德尔公司直接与买电脑的消费者建立第一线的关系，可以提供顾客化的服务，而且充分掌握所有客户的资料。以德尔公司的大客户之一的软件大公司甲骨文公司为例。只要甲骨文公司一有新职员报道，德尔公司很快就会把该职员所需要的电脑规格准备齐全，新职员很快就可以上线工作了。而Compaq公司，通过经销商销售电脑，并不知道谁是Compaq电脑的使用者，无法掌握具有价值的使用者资讯，因而对“新经济”世界的新游戏规则就不太适应。
从这里可以看出，网络经济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体的“新经济”。也可以说，这种“新经济”正在改变现代人的生活，冲击着每一个现代人的思维。能够顺势而为、掌握资讯与服务的企业或人们，将成为“新经济”的赢家。
四、与旧经济相比较而言的“新经济”
在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期间，出现的与旧经济不同的由新环境、新技术、新产品、新体制必然构成“新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新经济”主要是与旧经济相比较而言的。
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1999年4月在日本《呼声》月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说通货膨胀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特点，那么，21世纪世界将进入所有物价持续下降的“通货紧缩”时期。与此同时，在战争的威胁不复存在的21世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将朝着与20世纪迥然不同的方向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内容将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和规范经济活动的各项制度。
在20世纪，各国彻底利用包括劳动力、矿产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内的所有本国产出的和埋藏的资源。一旦发生战争，各国就最大限度地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是战时各国不得不采取的基本的经济政策。但是，在21世纪经济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只能把彻底实行“自由化”和“市场化”作为本国经济政策的基础。
取消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政策、国有企业民营化、放宽或取消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是相互密切关联又各成体系的“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不尽快采取这种政策，那个国家的经济将会日趋衰退。并认为，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出现过与世纪之交的现在类似的“新经济”，即新环境、新技术、新产品、新体制构成的“新经济”。
在1873年到1896年这24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物价基本上每年平均以2％的速度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实现了快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例如，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7％，加上物价下降等因素，名义增长率在24年间平均达到6.7％的较高水平。出现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所有产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相继引进了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说，正是因为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品的引进，保证了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达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
在这一时期，陆续引进的新技术促使新的产业领域的诞生。比如，电力及其相关的电气机械产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并正式发展的。农业也是如此。大型农业机械、尤其是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机械的使用，是开拓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大平原和开垦农场所不可缺少的，于是“联合收割机”诞生了。正是使用了联合收割机，才使高效率、大面积的收获农场谷物成为可能。
此外，现代工业核心的钢铁业在这一时期采用了平炉炼钢法和转炉炼钢法，炼钢技术一举得到改良和创新。结果，不仅钢铁的生产量猛增，而且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越发刺激了新技术的采用。
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够显著改善经济活动，并能够彻底改革“经济制度”。这一时期之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主要是颇具实力的大国发行的“国债”。产业界要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把新技术和新产品投入使用，进行大批量生产，必须筹措巨额资金。为此，股份公司制度在法律上得到完善。于是，一种必要的新经济体制随之诞生。这就是通过在有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调动零散的大众资金，筹集产业界所需的巨额资金。
从这种意义来看，在19世纪最后25年建立和完善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不仅全面改革了经济活动，而且还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提供了动力。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最后25年的“大萧条”是构筑今天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后来，这些制度被“战争”大大扭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同样可以肯定，今后，“通货紧缩”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将会逐渐打破这种状况，在世界经济中确立新的强大的自由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的新环境，加上新技术和新产品，再加上新体制，必然出现“新经济”。
在当前，世界“新经济”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新经济”。“新经济”的发源地是美国，“新经济”的主体在发达国家，“新经济”的主要市场也在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新经济”的发展现状、实践经验、研究成果。只有了解新经济，才能参与新经济，发展我国的“新经济”，跟上世界“新经济”运行的节拍。
［收稿日期］2000—02—28
对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探讨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90～92
【分类号】F511
【分类名】商业企业管理
【复印期号】200003
【英文标题】Probing into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Merchandising Enterprises
Li Hai-shan
【作者】李海山
【作者简介】李海山，甘肃省商业综合贸易公司，甘肃 兰州 730000
李海山（1950—），男，山东烟台人，经济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内容提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目前，国有商业企业改革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本文以甘肃省商业系统企业改革现状为依据，重点分析了当前国有商业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对策和建设性意见。
【英文摘要】It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that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 further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China. While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merchandising enterprises,new cases and new problems keep arisin. Therefore, an analysis is made in this pap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merchandising enterprises in Gansu province, of the common difficulties in the present reform of state—owned merchandising enterprises,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reform of state—owned merchandising enterprises.
【关键词】深化/改革/探讨
further/reform/probe
【参考文献】
[1]李江，颜波.中国经济问题报告［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2]魏杰.中国企业大趋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3]国有企业改革笔谈（众）［J］.探索，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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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1999）04—0090—03
我省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在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已经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多种形式改制，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产权重组以及进一步放开搞活小型企业的关键阶段。改革在不断深化，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下一步如何确定改革的重点和目标，推进改革要采取哪些政策和有效措施，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明确。本文就当前深化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一些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现状
近几年，全省国有商业系统按照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为目标，认真实施“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的方针，加大力度，加快步伐，进行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抽资租赁经营（即国有民营）、兼并、破产、产权转让、组建集团、发展连锁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取得了较快进展和一定成效。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目前，全省国有商业系统各种形式的改制企业3 200多户，改制面达到90％以上，其中组建股份有限公司30多户（上市公司2户），组建有限责任公司225户，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350多户，实行抽资租赁经营企业（门店、柜组）2 600多个，组建大型企业集团13个，兼并、破产企业30余户，连锁企业40多家、连锁门店、超市达450多个。通过改革，初步取得了创新制度，转换机制，促进经营，提高效益的成效。许多改制企业销售扩大，效益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分流下岗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从前一段企业改革情况看，主要表现出以下6个特点：一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和推行股份合作制，企业由单一的国家所有变为国家、企业法人和职工共同投资，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既盘活了存量资产，又吸纳了增量资产，扩充了企业实力。二是做到了国有资产不流失。通过严格、细致的清盘和资产评估审定，客观如实地对国有资产总额进行确认，并明确其投资主体，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三是建立起了规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企业都依照《公司法》要求，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在企业内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这些机构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互制衡，形成了精干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从而确保了企业高效、规范的运作。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加强了监督约束机制。四是企业普遍注重转换经营机制，不断配套完善内部各项改革。改制企业把着眼点放在建立科学规范的领导决策、用人分配、财务核算、业务经营、企业管理以及党建工作机制上，使企业以全新的企业制度从事各项经营活动。五是在深化改革中做到改制与改组结合，既抓好企业资本组织形式的改革，又不断推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实施资本运营，优化重组资产，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六是对小型企业在较大范围内推行抽资租赁经营，实行分期抽回占用的商品资金、工商单独注册、独立纳税、风险抵押等办法，真正实现了放开搞活，由职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而使一大批小企业出现了转机，由亏变盈。
实践表明，全省国有商业企业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并有了一定突破，使企业改革相对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有所改变，商业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进行重新构造，建立新的经营机制，开始走向市场、贴近市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接轨，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
二、当前国有商业企业在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国有商业企业改革通过前一段的实践和探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和成效，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受宏观体制转换的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由于各种深层次矛盾，企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使企业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有的甚至因改不下去而“搁浅”，对此要给予足够重视，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当前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企业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差距，不能放手推进改革。近年来，多数企业在深化改革上认识明确，措施得力，并有成效，但仍有相当一些企业由于还存在各种错误认识，改制处于停滞状态。在如何对待改革改制上，一方面存有“一改就灵，一股就灵”的倾向，把改制简单化；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消极地看待改制，认为改制是换换牌子，赶赶形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或者认为国有企业要活起来，还要靠国家政策扶持。这些认识实际上是计划经济观念僵化不变的表现，他们看不到改革对解放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也没有认识到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再者，还有一种思想方法上的偏向，就是搞“一刀切”或者“刮风”，在工作上搞形式主义，脱离实际，不讲实效。这些错误的认识和做法，对企业改革产生着不利影响，使改革不能健康、顺利地进行。
2.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由于原企业债权债务、民事责任不清，离退休人员因未入股而增加新组建公司负担等原因，一般都难以做到整体改制。企业改制时往往要求切割一小块资产，相应地保留老公司、老牌子，这使企业改制不能整体一次到位，留下了尾巴，也不够规范。其结果是当出现债务纠纷时，新设立公司推给老公司，老公司因只有用于保留牌子的少量注册资金，而无清偿能力，使债务落空。
3.困难企业特别是一些资不抵债的特困企业经营工作瘫痪，改制无法进行。由于这些企业高额负债，存量资产所剩无几，本应实施兼并、破产，但因兼并无人问津，实行破产，国家政策又不允许，这样，部分企业只能实行剥离重组，即保留母体（原企业）负债，重组子体（新设立公司）存活，但重组子体公司在操作上十分艰难：一是重组公司实际是逃废银行债务，不符合政策规定；二是吸收企业法人、职工入股很难，特别是职工入股存有心态因素和承受能力的问题；三是仅有的一些存量资产寥寥无几，无济于事。鉴此，这些特困企业长期陷入困境，进退两难而无良策。
4.对中小型商业企业改革缺乏配套规范的政策，使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到目前，国家对股份合作制改革还未出台一个统一、规范和便于操作的政策法规，对买断工龄、买断产权等也无明确的政策规定，因而各地各企业在中小企业中推行股份合作制等改革形式时做法各异，有的搞“五个整体，一步改制”，有的搞“五整体，三转变”等等。由于国家无统一规定，往往形成经验做法代替政策的情况。使商业部门和企业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有的走了弯路，有的由于实施操作方面的问题带来不良后果。
5.已有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在商业企业中很难落实。近几年，国家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制工作中制定出台了一些诸如股份制企业国家股分红按一定比例留给企业的政策，股份制企业所得税部分返还企业的政策，银行债权改股权的政策，还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等政策，在一些地方和企业并未完全落实到位。
6.商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制约因素较多，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商业企业通过资本运营，进行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是深化改革、进行企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性措施。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至今尚无大的突破。这主要在于：一是多数商业企业负债多、人员多、历史包袱重，很难实施兼并、破产、产权出售等；二是在政策上有一定的限制。对兼并，政策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还贷指标、期限；对破产，明确规定商贸流通企业不在其列；三是相当一些从事商品经营的企业除了占用的一部分流动资金外，基本没有什么营业设施、场地等固定资产。这使资本运营、重组资产很难进行。
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企业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有些是在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些则是政策缺乏配套措施或不够明确造成的。对此，要引起重视，认真分析研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快速、顺利地推进改革。
三、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国有商业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搞好搞活国有商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商业企业，对于流通产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繁荣稳定消费品市场，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有商业企业要继续按照国家确定的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股份制改造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为重点，以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为突破口，完善政策，强化措施，加快进度，把改革继续引向深入，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使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1.坚持实行各种形式的改革。要根据商业企业行业较多、特点不同、情况复杂的实际，因企制宜地提出不同的改革形式，适合采取什么形式就采取什么形式，不搞“一刀切”，更不能“刮风”。一般来说，大中型商业企业适宜采取的改革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除少数企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外，绝大多数应改为有限责任公司；那些规模较小、基础薄弱的小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适宜的形式是股份合作制，通过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的有机结合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还有相当一些商业零售和部分批发企业，这几年实行了抽资租赁经营，对这些企业（门店、柜组）可以继续实行这一形式，也可在职工自愿的前提下，引导他们逐步过渡为股份合作制，此外，各个企业还可探索诸如租赁、内部承包等其它各种切合实际的改革形式。
2.要把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转换经营机制上。企业改制不仅仅是资本组织形式的变更，关键还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与企业制度、宏观体制相吻合相适应的内部运行机制，这就要求在企业内部应当尽快建立起规范科学的领导决策机制、财务核算及分配机制、人事管理机制、经营工作机制等新型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改制真正全面落实到位，达到预期目的。
3.政府部门要加强指导帮助，制定出台推进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譬如，对一些负债沉重、经营困难的企业，目前处于进退维谷、积重难返的困境，政府部门应制定有利于其改革脱困的政策和办法，不能听凭其自生自灭；再如，由于相当一部分商业企业是小型企业，采用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合作制，但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政策规定，执行中很难掌握，以致目前各个地方实际操作迥异，搞得比较混乱。对这些关乎改革的政策问题，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以利改革健康、规范地进行。
4.重视和加强商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工作。调整企业结构，就是利用市场机制，改变国有资产使用中不合理的部分，促进资产由效益差的企业流向效益好的企业，终止破产劣势企业，发展壮大优势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流动和重组，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因而是当前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一项根本措施。各商业企业要改变只盯着改制不研究改组的状况，要从企业结构调整的根子上寻求出路。特别是那些资产占用量大而利用率低的商办食品工业企业和食品企业（肉联厂、冷库等），要下决心搞好结构调整。为了使结构调整打开局面，一方面政府部门要继续给予政策扶持，特别是在兼并、破产问题上，不能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企业自身要拓宽思路和眼界，从实际出发，选择多条途径，诸如兼并、破产、产权转让、组建集团、房地产开发、开办市场、出租厂房场地、联营联台、招商引资等多种形式进行结构调整。当前在有关政策尚不配套完善的情况下，对一些严重资不抵债的商业企业，可依据《破产法》（试行）申报破产，但在实行中必须妥善安置好职工，在这个前提下办理破产。
5.加强领导，统一认识，积极推进商业企业改革。商业企业改革涉及的方面很多，实施也比较复杂。因此，各级党政部门应予必要的关注和指导帮助，帮助企业提高思想认识，排除各种疑虑和错误认识，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区别不同企业，一户一策、因企施策地帮助指导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商业企业要组织专门工作班子，指定专人负责，认真研究改革，制定改革方案，并组织落实。只要上下紧密配合，大家共同参与，就能把商业企业改革深入进行下去。
［收稿日期］1999—09—15
论中东欧国家转型中的社会经济特征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17～19
【分类号】F8
【分类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2
【英文标题】On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Transformation of Middle—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of Lanz hou Commercial College,730020 China
【作者】聂元贞
【作者简介】兰州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甘肃 兰州730020
聂元贞（1964—），男，甘肃陇西县人，讲师，经济学硕士，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东欧国家转型和区域经济、政治关系重新构造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经济体制、相互间经济一体化机制、对外经济关系方向调整及政治趋向为主要着眼点，分析和阐述其变化中形成的主要特征，为我国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参考。
【英文摘要】With a view to the economic growth,the economic system, the machanism of their mutual economic intergration, the adjustment of orientation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political tre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politi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interpret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s formed in all these changes,which affords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in developing economic relations whith the middle—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关键词】中东欧/社会经济/特征
middle—eastern Europe/Social economy/Chareacteristic
【参考文献】
［1］杨成绪.大变革：走向21世纪的世界经济［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
［2］张颖.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J］. 世界经济，1998（4）.
［中图分类号］F15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1999）04—0017—03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经互会的解体，使苏东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回归了其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地理概念。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开始了自身的转型和区域经济、政治关系的重新构造，并在其中形成了新的特征。
一、有望走出“V”字增长的经济动态
在经济发展动态方面，中东欧各国经济在经历了巨大衰退之后，正在走上恢复发展之路，有望在下世纪初走出“V”字增长。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已由负数转变为正向增长，通货膨胀率呈大幅下降之势，国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攀升，综合国力有所提高等。根据著名的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1999年匈牙利排在全球第26位，比上年提高两位，斯洛文尼亚排在第40位，捷克排在第41位，比上年提高三位，波兰排在第44位，比上年提高一位。当然，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尚未最终完成，经济生活中还存在或潜伏着诸如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金融危机、经济增长还不完全稳定等有待解决的难题。
下表资料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经济从1995年开始已走出大滑坡态势，但恢复发展的过程却是既不平衡又不稳定。从整体水平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是整个中东欧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其GDP占该地区的约70％，人均GDP在4500美元至9300美元之间，市场容量相对较大，消费水平较高，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走在整个中东欧国家的前列。而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前述四国，在整个前东欧地区也只居中等水平，人均GDP在1100美元至3600美元之间，目前这三国正在加大经济改革力度，但经济发展还存在不稳定因素，如罗马尼亚自1993年就已恢复增长，1996年比上年增长4.1％，但1997年至1998年连续出现6.6％和5％的负增长，保加利亚也是如此，1994年恢复增长后仅过两年，1996年至1997年又出现大幅下降，同时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三位数。
主要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表
年份 1995年 1997年
比较项目GDP 通货 GDP 通货
增长率 膨胀率 增长率 膨胀率
国别
波兰 5.5 27.8 6.9 14.9
匈牙利 1.5 28.2 3.0 18.0
捷克 4.8 9.1 1.3 9.0
斯洛伐克 6.8 9.9 4.5 7.0
斯洛文尼亚 3.9 12.6 4.0 7.0
罗马尼亚 7.1 32.3 -6.6 151.4
保加利亚 2.6 62.0 -7.0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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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欧洲委员会《1995年的经济转轨》，IMF《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国际贸易》1998年第5期提供的资料整理。
二、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经济转轨情况看，中东欧国家均是在40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建立所谓西方“民主化”、“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政治背景和抛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开始经济转轨的，这就决定了其经济转轨必然是一个曲折和艰难的复杂过程。由于在东欧剧变之前，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弊端已被人们逐渐认识，其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与相邻的西欧发达国家相比反差太大，再加上右翼政党在政局变化后全盘否定过去，把崇拜西方和照搬西方模式的思想推向极端，因此，各国基本均选择了经济的完全自由化和“休克疗法”为转轨的目标模式和方式。为此，中东欧各国均先后在较短的时期内急速放开价格，放开市场，允许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允许本国货币国内自由兑换。同时在所有制转换中，掀起了以重新分配所有权为中心的大规模私有化浪潮，以将国有资产占90％以上的所有制结构改造成以私有制和股份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在实践上，各国私有化的进程并不平衡。在小私有化方面，起步较早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已有90％的小型企业实现了私有化，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私有化的小型企业仅有70％和50％左右。在大中型企业私有化方面，到1995年，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已有60％的大中型企业实现了私有化，而波兰约为25％，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仅为20％。目前，匈牙利、捷克已基本完成私有化，波兰、斯洛伐克也有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大规模私有化尚在进行之中。到1998年上半年，各国私营经济产值在本国GDP中已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匈牙利达到80％，捷克为75％，波兰为60％，罗马尼亚为58％。
随着私有化的展开和“休克疗法”的推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确立起来。中东欧各国虽然大多选择了“完全自由”的“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由于原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烙印一时难以消除，左翼政党重新复出和原东欧经济学思想对转轨仍具影响，再加上转轨过程中针对经济混乱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的实施，使现行的经济运行模式尚不完全符合原定目标，而是形成了既有别于“美国式”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又不同于“日本式”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既不同于“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又不同于“法国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市场经济模式的独特市场经济。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在所有制结构上，形成了以私有制和股份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在国有资产运营方式上，形成了股份制运作方式，国有企业可以同其他各种所有制一样进入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参股、控股等方式实现资本运动；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具有完整的资产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新增资产处置权，并通过参股和控股扩大国有资产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在政府的职能方面，放弃了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加强了宏观调节、预测与规划、优化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与秩序等方面的职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保障基本框架体系，但尚需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
三、“CEFTA”——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90年代初，面对经互会解体后经济合作体制方面形成的空洞、转轨初期的经济大衰退、申请加入欧共体但因差距太大一时难以实现等客观现实，中东欧国家不得不转向通过相互之间加强经济合作，以促进经济恢复和为加入欧盟创造条件，于是中欧自由贸易区应运而生。
1991年，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首脑在匈牙利维谢格拉德城堡会议上，确立了恢复与加强相互经济合作，为将来加入欧盟作准备的基本立场。1992年12月，三国外长根据维谢格拉德首脑会议精神，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会议上签署了“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 具体确立了三国经济一体化体制。“CEFTA”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间在各个领域的协调；在传统贸易伙伴的基础上增加互补性，密切该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通过中欧内部贸易自由化的提高，为加入欧盟创造条件，最终溶入欧盟的一体化。“CEFTA”的加入条件是：必须是欧盟的联系国；必须是WTO的正式成员； 必须与该协定成员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CEFTA”的基本要求是废除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 最终建成自由贸易区。“CEFTA”的具体时间安排是分三个阶段建成自由贸易区：第一阶段从1993年3月1日至1994年7月1日，首先废除原料、半成品及初级产品的关税；第二阶段从1994年7月1日至1996年底，以每年削减1／3的速度取消中等加工程度产品的关税；第二阶段从1995年至2001年，以年均减税15％的速度逐步取消钢铁、纺织品等“最敏感商品”的关税，实现商品贸易的内部自由化。
中欧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后，其运行状态良好，成员国数由最初的3国扩大到目前的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在内的7个国家， 其它东欧国家也正在进行入门谈判，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明显。在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方面，工业品贸易除部分高度敏感商品的关税将保持到2001年外，已基本完成了零关税自由贸易；农产品贸易在协议生效后已削减关税50％以上；在贸易制度上，已实行了原产地累加制度，同时根据1998年9月成员国布拉格政府首脑会议精神，将启动贸易协调机制，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在与欧盟的关系方面，中欧自由贸易区7国从1990年到1995年分别同欧盟签订了“联系国协议”，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实现同欧盟的贸易自由化；1998年3月31日，欧盟成员国外长与包括中欧自由贸易区7国在内的11个申请入盟国外长举行会议，正式启动了加入欧盟的谈判，虽然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从目前态势看，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捷克4国有望搭上欧盟再次扩大的头班车。
四、由东向西转向中的对外经济关系
在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地理方向的转移也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展开的。中东欧各国在外贸体制上的改革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打破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各种经济单位和私人从事外贸经营，放宽或取消进出口数量限制，使私人外贸业迅速发展。到1994年，波兰私人外贸企业在其出口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5％提高到51％， 在其进口中的比重也由14％增加到66％。二是大力调整外贸地区结构，加强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同欧盟成员方的贸易，导致对原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如保加利亚1987年在其外贸总额中与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进口占80.5％，出口占82.5％，但到1994年，这两个比重已降到40.3％和35.7％；与此同时，匈牙利则分别从52％和54.9％降到了24.4％和22.7％。目前，欧盟已是中东欧国家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则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远远落后于欧盟。 如1995年匈牙利最大的5个商品出口对象分别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和法国，而5大进口来源国则分别是德国、俄罗斯、奥地利、 意大利和法国；1997年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从德国的进口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26.7％、26.6％、14.5％、11.7％，而对德国的出口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37％、36％、15.5％、8.9％。
与此时同，随着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吸引外资也成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外资的地理流向看，目前中东欧国家利用的外资主要来自于欧盟。在外资来源结构中，欧盟占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外资股权的3／4，占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外资股权的1／3。中东欧国家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是美国，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投资于中东欧国家，以此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桥梁。如捷克1990年至1995年初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德国占36.4％，美国占20.4％，其他依次为法国、奥地利、比利时。从外资投入的产业结构看，外资在中东欧国家投向的产业首先是重工业，其次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如匈牙利接近60％的外资投入工业部门，其中主要是机械工业和食品工业。从资本运动的态势看，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国内需要的扩大，中东欧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其资本输入国的角色。到1996年，除斯洛文尼亚以外的中欧自由贸易区6国累计吸收外资460亿美元，排在亚洲和拉美之后的第3位，按人均计算超过巴西和中国， 其中匈牙利为150亿美元，人均1471美元；捷克为67亿美元，人均515美元；波兰为142亿美元，人均为356美元；其他国家吸引外资则较少。
五、“离东靠西”的国际政治关系趋向
在社会政治变革方面，中东欧国家均已经历政治上动荡、放弃共产党领导和走向西方民主议会道路的过程，同时还在“华约”解散后，向“北约”逐步靠拢。苏东剧变和“华约”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曾发生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动荡，几经演化之后，其社会政治生活逐步稳定，并由于历史、地缘政治和寻求西方经济援助的原因，纷纷申请加入北约集团。这样，作为冷战政治军事产物的“北约”，不但没有随华约的解体而完成历史使命后自行消亡，反而产生了使其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北约东扩酝酿于1994年，1995年正式作出东扩决定，正式确定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为首扩对象，并于1999年4月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吸纳为正式新成员国，与此同时，还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确定为“积极对话”国家，并对这些国家敞开大门。由此可见，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中东欧国家靠向西方的态势一目了然。但是，中东欧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上靠向西方的道路也非坦途，过去俄罗斯强烈反对波、捷、匈3国加入北约就可见一斑， 今后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必定还会受到俄罗斯的极力反对。同时，中东欧国家为维护有别于北约和俄罗斯的自身利益，也可能发生与大国之间的矛盾。因此，中东欧由于受大国政治和大国争夺的影响，仍将是一个并非完全稳定的区域，也很难保证类似科索沃的战争不会在此地区重演。
［收稿日期］1999—09—04
纳税人与负税人比较研究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905
【分类号】F61
【分类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006
【作者】常向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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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是享有法定权利，负有法定纳税义务，直接缴纳税款的单位和个人，是税收法定主体要素。负税人是税收在经济上的实际负担人，是税收的经济主体要素。对它们进行较系统的比较分析，有利于促进优化税制，依法治税，科学征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税收主权；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有利于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
一、税制比较
在税制中，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地位不同。纳税人是真实、确定的课税主体，属于制度性要素，是实现税收筹资职能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纳税人制度中，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都能得到体现。没有纳税人，就谈不上国家行使征税等一系列问题。
负税人并非独立的税制要素，属非制度性要素，但又是税收的经济主体和实际承担者。不把负税人确定为税制要素的原因，可从以下四点认识：首先，国家征税的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因此必须解决向谁征税和由谁纳税问题，至于谁在经济上最终负担税收，设计税制时可不必明确或解决。其次，税负在运动过程中能够转嫁。但不论转嫁与否，纳税人总是同应税商品、所得、财产和行为等课税对象相互伴随，具有确定性。负税人则不然，随税负转嫁，负税人也变化不定，具有不确定性。再次，即使我们能依据税负运动规律和特点，确认税负归宿点和负税人，也不能保证税收收入稳定、可靠和及时取得。因为：（1）若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对哪一方征税，课税结果都相同，也没有必要把负税人当作课税主体；（2）若某些税种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另外一些税种不一致，负税人在总体上也不确定；（3）即使全部税种的负税人都能被识别和确认，并进一步把它们确定成税制要素以取代纳税人，其结果会使税收管理成本上升，并因税负在时间、空间和主体间转移的复杂多变性，不利于从制度上保障税收收入及时、稳定、可靠取得。最后，税制中不能有两个并存的主体要素，否则就会导致税制性重复征税的外延性扩大，使得税收征管陷入混乱，并给经济运行带来消极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税制只能以纳税人为唯一法定纳税义务主体，合理界定纳税人质的范围，也是完善税制的首要任务。同时，负税人作为衡量税制健全与否的深层次因素，也应予以重视。
二、税种比较
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与否，取决于税种的重要属性——税负能否转嫁，据此，通常把税种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从税种间的比较可以看出，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关系因税种而异。
1.由于直接税和间接税，尤其是所得税和商品税，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所以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税制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共同特点。直接税以纳税人的收益或财产为课税对象，其纳税人与负税人、税收负担与税收归宿、名义负担人与实际负担人都是一致的。具有税源确定具体、负担直接、征收公平、收入可靠有弹性等优点，因而成为许多国家主体税种之一。但直接税税负一般不易转嫁，偷漏税对其纳税人的诱惑力更大，这正是所得税等直接税偷漏税较为严重的根源所在。
间接税的课税对象是商品（劳务，下同），以商品税为例，其税收实现机制与直接税则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一种商品在退出流通领域前一般要经过多道流转环节，流转税额是随商品流转渐次形成的发生额的累计数，税额呈阶段性增长；另一方面，税额大小受商品流转环节多少、税负转嫁方向及转嫁程度的影响比较显著，收入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即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不一定相符。所以，本文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商品税收入具有稳定性”特征。
另外，与直接税相比，间接税因税负由负税人负担，纳税人即使依法纳税，也不会减少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间接税纳税人进行偷漏税则另有根源，即通过偷漏税，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比竞争对手更为有利的成本或价格优势，或者获得额外的税收利益，即把实际由负税人承担的外在性税收成本转化为纳税人占有的内在性税收利益。这是间接税与直接税的一个重要区别。
2.直接税主要是对人税，纳税人不仅与负税人具有一致性，而且也具有独立性和单一性。同一项所得（财产，下同）一般由某人按年或按次纳税，如果该纳税人进行偷漏税，有可能使全部税收流失。所以，对纳税人的管理是防止所得税流失的重要举措。
间接税主要是对物税，纳税人和负税人不一致，而且他们都有多元性和分散性。同一商品所负税收一般分多次实现，纳税人和负税人都是多个人的集合。若某一环节纳税人偷漏税，税收流失仅限于该环节应纳税金，不是该商品应负担的全部税金。但从负税人看，即使纳税人没有纳税，因间接税的负税人往往是被动性负担税收，不易了解纳税人纳税的真实信息，也无法制约纳税人的税收行为，所以在他们购买实际不含税商品时，可能要支付与含税商品相同的价格，这就会出现一种没有实际纳税人，却有实际负税人的奇特现象。这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又一显著区别。防范间接税偷漏税，应重点检查课税对象是否客观真实。
三、法律意义比较
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进行的强制征收。纳税人既要依法纳税，又受法律保护，可依法从事生产经营、劳务供应、投资等活动，依法享有和支配税后收益。纳税人违反税法，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甚至负刑事责任等。可见，纳税人必须树立税收法律观念，确立自觉纳税的行为规范，把维护国家税收法律尊严和自身经济利益有机统一起来。
负税人不必承担税收法律义务。但从税收立法意图看，许多税种都有调节负税人经济行为的法律意图，这在间接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法律上，直接税的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一致的，税收立法应以纳税人为轴心，处理好以下五种关系：（1）税收筹集资金职能要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相适应；（2）兼顾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3）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权衡、调整和兼顾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4）协调对自然人和对法人的课税制度，尤其是征收所得税，既要避免局部性税收真空所导致的税收歧视与税负不公，又要避免经济性重复征税导致的税负不公及经济负效应；（5）要实现直接税筹集收入、稳定经济和公平分配等职能的有机统一。
间接税的纳税人与负税人相互分离，课税的法律意义也不同。（1）从纳税人分析，间接税在保障财政收入前提下，还应体现税收的经济公平原则，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外部税收环境，减轻征税对资源配置产生的扭曲效应；（2）从负税人分析，他们更关心税收的社会公平原则。因为社会公平对他们的影响更直接、更实际，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购买商品时实际支付价格高低及其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总之，征收间接税，不仅要创造有利于纳税人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而且要创造负税人公平负担的社会环境。
四、主权意义比较
税收主权是主权国家——课税权主权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并依法对纳税人——课税主体进行征税的权力，是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的体现。纳税人属于主权范畴，负税人不属于主权范畴。
在封闭性经济中，国家的税收主权有很大局限。无论所得税，还是商品税，国家只对本国居民或公民行使课税权，纳税人仅限于本国纳税人。相应地，负税人也仅限于本国居民或公民。国家行使居民管辖权时，不涉及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也不涉及外国居民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国家行使地域管辖权时，不涉及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所以，国家的税收主权是非常有限的，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外延也是一致的。
在开放性经济条件下，国家税收主权，以及纳税人与负税人都发生了诸多变化。
1.税收主权的外延扩大，体现税收主权的纳税人的范围扩大。
（1）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本国人（居民或公民，下同）和外国人。本国纳税人负无限纳税义务，就其境内、外总所得（来自居住国和非居住国的全部所得）向居住国纳税，居住国对其行使居民（公民，下同）税收管辖权。外国纳税人只负有限纳税义务，就其来源于收入来源国所得（来自非居住国的所得）向该国纳税，该国对他们（非居民纳税人）行使来源地管辖权。
（2）商品税的纳税人也延伸到本国人和外国人。本国纳税人包括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批发、零售及进出口业务，并取得经营收入的本国人；外国纳税人包括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出口业务，并取得经营收入的外国人。这两类纳税人，都负有限纳税义务，只就在该国境内取得的应税收入向该国纳税，国家对他们都行使来源地管辖权。
2.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负税人和纳税人外延扩大为本国人和外国人，但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关系则更加错纵复杂，并因税种不同而不同。
（1）所得税的本国纳税人即为本国负税人，外国纳税人即为外国负税人，分别对应一致。
（2）商品税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之间，对应关系较复杂，具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本国纳税人与本国负税人相对应。即本国厂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缴纳的国内商品税，以及本国进口商缴纳的进口商品关税，都由本国人负担；二是本国纳税人与外国纳税人相对应。即本国厂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缴纳的国内商品税，以及本国进口商缴纳的进口商品关税，由在本国境内购买应税商品的外国人负担；或本国出口商缴纳的出口商品关税，由商品进口国境内购买进口商品的外国人负担；三是外国纳税人与外国负税人相对应。即在本国境内从事经营的外国厂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缴纳国内商品税，以及外国进口商缴纳的进口商品关税，由本国境内购买应税商品的外国人负担；或本国境内从事出口业务的外国出口商缴纳的出口商品关税，由商品进口国境内购买进口商品的外国人负担；四是外国纳税人与本国负税人相对应。即在本国境内从事经营的外国厂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缴纳的国内商品税，以及外国进口商缴纳的进口商品关税，或由外国出口商缴纳的外国出口商品关税等，由本国境内购买这些商品的本国人负担。上述四种情形，是在开放经济中，商品税特有的、纳税人与负税人间的基本关系。
3.国家对所得课税时，既行使居民管辖权，又行使来源地管辖权；但对商品课税时，只行使来源地管辖权。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直接税的纳税人，具有比间接税纳税更为重要和显著的主权意义。
4.由于国家征收间接税时只行使有限的来源地管辖权。因此，在经济国际或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间接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税收主权的否定程度较低，间接税制的国际协调也就较容易实现。相反，各国征收直接税时，同时行使互相并存且相互交叉的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因此，直接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的税收主权，尤其对居民管辖权的限制和否定程度较高，从而阻碍了税收一体化进程。
五、财政意义比较
筹集税收收入，满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需要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条件下，税制结构、宏观税率及税收征管制度，是影响税收收入的关键因素。
1.税制结构是复税制体系中的税收分布格局及相互关系。多数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体，如经合组织成员国1990年所得税、商品税、社会保险税分别占全部税收的39％、30％和23％，直接税收入是间接税收入的2倍。而发展中国家直接税和间接税分别是全部税收的35％和60％左右。我国1997年仅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项间接税，就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5.4％，而企业、个人所纳所得税之和只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2％。
确立适应财政需要的税制结构或主体税种，其实质就是根据一国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税收政策目标等主客观因素，确定相应的纳税人结构和负税人结构。
2.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税收筹资功能的基本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宏观税率的基础因素，税率则是决定宏观税率的制度因素。但宏观税率最直接地取决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负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因此，提高宏观税率，应发展经济，涵养税源，并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是征纳关系要建立在稳固的经济条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二是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关系，要建立在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的基础之上；三是纳税人间的关系，要协调好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以及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引申而论，就是要优化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其配置关系；四是负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协调并优化所得税与商品税的配置关系。由于间接税收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所以，除非提高税率，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无益于损高宏观税率。但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弹性较高，是提高宏观税率的有效税种。
3.加强对纳税人的税收征管，是国家税收实现的关键。为此，一要健全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和纳税检查等常规性管理制度；二要提高税务行政效率，降低政府征税费用和纳税人的奉行费用。（1）采用先进的稽征手段，如增值税发票扣税法、个人所得税源扣缴法。（2）推广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手段。（3）实行税务代理，推进征税的社会化服务业；三要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所得、财产等严密监控，防范税收流失；四要坚决打击偷漏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全社会的协税、护税意识；五要完善税制，减少纳税人通过避税给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没有从经济学角度，对纳税人和负税人进行专门比较分析。文中的许多观点是探讨性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并籍此就教于同行。
试论建立现代公共财政
——兼析关于公共财政的几种观点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002
【分类号】F61
【分类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008
【作者】常向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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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当·斯密提出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一词，首创市场经济财政至今，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已成功地实现了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为适应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以及由它决定的财政职能、财政形态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现代公共财政就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市场失灵”暴露得愈加明显，国家经济社会职能渐趋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渐趋成熟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尤其是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财政学界不失时机地提出在我国建立现代公共财政这一课题。多年来，学术界已就什么是公共财政？为什么我国也要构建公共财政？构建怎样的公共财政？如何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以及财政改革如何深化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且已经对我国财政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存有争议。什么是公共财政就属此类问题。本文选择“公共财政”概念这一争议较多的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该问题是目前讨论最多、最激烈、也是分歧最多的一个问题。而基本概念是一门学科的基础，关系学科研究方向、领域、深度和广度。且我对公共财政的了解比较浅薄，所以很有必要首选这一基本问题作为认识和研究深层次财政问题的起点；二是因为它是直接关系着我国要不要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财政，财政学研究和财政改革朝什么方向深入，以及财政能否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等重大实践问题。
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现代公共财政，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稳定，具有市场机制和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职能范围和运行机制，具有世界通用性，现代公共财政应是中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现代公共财政首先是国家财政
公共财政产生以来，按照其存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不同，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早期公共财政和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公共财政。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书中对税收理论、国债理论、国家费用等进行了专门研究，首创了财政学（Public Finance）。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充分，国家仍是基本独立或超然于经济体的纯粹“公共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7.）的行使者。国家以及执行国家职能的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仍是疏远的，国家基本不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满足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等公共需要。由财政保障的国家费用主要包括国防费、司法经费、公共机关费用和公共工程费用，其中公共工程指“除上述国防及司法行政两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外，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48.）。这种财政可谓“早期的公共财政”（注：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J］.财政研究，1999（6）.）。其特点是：（1）财政职能范围狭窄，财政主要是满足最典型、最基本的纯公共需要，保障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财政最基本的属性；（2）具有消费性，与国家的“守夜人”地位相适应，财政基本不介入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方面不发挥作用，财政支出以社会消费性支出为主；（3）本质上是国家财政，是国家意志在经济上的体现；（4）是市场经济财政。这首先是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于市场经济环境中，同时又是在市场经济缺陷尚未暴露的条件下，国家采取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推行平衡财政政策和控制预算规模，从而适应并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
现代公共财政是在早期公共财政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成的，虽然它的职能范围比早期公共财政有了很大的拓展和延伸，但它并没有改变公共财政以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公共安全、公共机构等体现国家政治意志为目的，以满足公共需要为内容等基本特点。
综上可见，公共财政乃至现代公共财政从来都是国家财政。
另一方面，现代公共财政又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国家分配论”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运行特征的概括，二者有显著的区别。“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是超经济主体，把财政收支看作是国家强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这种理论导致了我国财政职能定位不合理，财政与企业和个人间的经济关系混乱，财政作用范围过宽，财政乃至国民经济整体上低效率运行。所以，我国建立现代公共财政、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而要根据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调整财政职能范围。
二、现代公共财政又是市场经济财政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活动是众多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和个人（私人经济部门）实现各种资源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的活动。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高度竞争，使市场经济得以不断激发出新的活力。但市场经济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缺陷更加暴露无遗。消除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自身难以做到的，但不消除市场缺陷，就会导致市场经济体系的崩溃。在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之前，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途径就是政府部门（公共经济部门）介入市场经济，用非市场机制克服市场缺陷和失灵。
现代公共财政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它之所以是市场经济财政，不仅在于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于它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有着较强的相融性，在于财政的职能范围，尤其是与国家经济职能相适应的财政职能扩大了，在于公共收支规模、结构是以克服市场缺陷、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高效运行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缺陷，即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
1.市场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不同于私人产品，具有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受益的不可阻止性特征的产品和服务，如国防、秩序和安全等。等价交换原则对此类需要是失灵的。其后果是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2.市场具有效益外溢性。效益外溢性，又称外部效应，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如排放污水）或私人得益小于社会得益（如环境保护），引起有害品供给过多（成本外溢）和有益品供给不足（效益外溢）的经济现象。其根源在于这些产品（服务）的成本或效益在市场经济中难以完全内化为私人成本或私人效益，结果也就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3.市场经济无法提供有效竞争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那些自然垄断行业（如公用事业）竞争机制失灵，无法有效竞争。而且在竞争性行业，竞争也会导致垄断的产生。竞争机制的削弱，会扼制经济活力的再生，阻碍市场经济总量扩张和结构优化。
4.市场无法提供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公平状况。市场经济以经济公平为本，对经济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个人天赋、财产、继承权等差异，及其衍生的收入差距，无法进行必要的调节，必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社会不公，损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5.市场无法解决经济失衡和经济波动，会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甚至灾难性后果。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失业、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难题是市场机制、市场主体都难以避免和克服的，市场机制对此类问题的免疫力几近于零。
正由于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失灵，所以，现代国家及其政府正以更广泛、深入和灵活的方式干预经济，在经济调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包括（1）提高经济效率；（2）改善收入分配；（3）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4）执行国际经济政策（萨谬尔森《经济学》第16版，第290页）。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和制度框架的形成，正是基于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
由此可见，“市场失灵”是现代公共财政形成的经济根源和重要理论依据。马斯格雷夫概括的财政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是对现代公共财政最高度的理论概括。另外，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市场国际化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客观上要求现代公共财政对“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制度）”发挥更大的职能；各国国内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要求现代公共财政对“协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职能。
三、现代公共财政绝不是“吃饭财政”
针对我国应“构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提法，有人指出：“公共财政论是更倾向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财政观，不能适用于我国20世纪末期以至21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赵志耘，郭庆旺.‘公共财政论’质疑［J］.，《财政研究》1998（10）.）。“如果说‘公共财政’一词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它倒是可以表示亚当·斯密时代的财政内涵。然而作为财政学目前已被公共经济学所代替，作为财政类型早已是过时的概念了”（注：陈共.关于‘公共财政’的商榷［J］.财贸经济，1999（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左右，财政工作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被形象地喻为‘吃饭财政’，而有的人可能认为市场经济就应当是这样的，即认可当前财政的合理性，而且认为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就是这种类型，因而引入公共财政为‘吃饭财政’寻找理论依据”（注：陈共.关于‘公共财政’的商榷［J］.财贸经济，1999（3）.）。“改行公共财政，不仅是使财政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同时否定了国家发行国债的必要性，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否定了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注：陈共.关于‘公共财政’的商榷［J］.财贸经济，1999（3）.）。
依我看，以上观点的思维逻辑主要是：
（1）公共财政就是亚当·斯密时代或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类型；
（2）公共财政就是吃饭财政；
（3）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不是公共财政，而已经从“公共财政转向公共经济学”（注：赵志耘，郭庆旺.‘公共财政论’质疑［J］.，《财政研究》1998（10）.）。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公共财政尤其是对现代公共财政的一种误解。首先，公共财政同国家形态、市场经济形态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亚当·斯密时代的“公共财政”当然不是公共财政的完善形态，而只是与当时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其职能主要是配置资源。其次，现代公共财政并没有因为它在收入分配、稳定乃至发展方面具有比它早期更全面的职能而改变其“公共性”。换言之，私人部门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需要（或公共产品），都是符合公共财政内涵要求的。无论国防、还是社会福利、抑或农业投资和用于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财政支出，由于市场不能或不愿提供，因而都具有“公共性”。第三，“吃饭财政”是指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购买性、消费性支出。但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财政支出极少仅限于“吃饭”领域，而是除用于“吃饭”之外，还用于投资性和转移性支出。可见理解现代公共财政，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发展观是至关重要的认识前提。
现代公共财政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缺陷，政府投资性支出应是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具体包括：（1）维护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的投资性支出；（2）用于提供社会“共同生产条件”（注：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J］.财政研究，1999（6）.）的投资性支出，如基础设施、环保、农业投资等；（3）用于调节宏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目标的投资性支出，如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的投资支出；（4）出于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风险性投资等。 公共财政是从英文Public Finance翻译过来的，如果对“公共财政”的发展历史不作客观分析， 生搬硬套， 并把“公共财政”或说成是“吃饭财政”， 那Public Econimicy岂不也成了“吃饭经济学”吗？
总之，现代公共财政不是“吃饭财政”。即使假设亚当·斯密所说的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完全是吃饭财政的结论成立的话，也不能因此否定它仍不失市场经济财政的属性，而是公共财政发展的雏形。至于现代公共财政就更谈不上是“吃饭财政”。
此外，前文中引证的观点明显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吃饭财政”，这也是他们不赞成建立“公共财政”的原因，但从他们倡导“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实他们并不反对现代公共财政。但有些学者所指的“公共财政”与“吃饭财政”确实相差无几。这种观点认为：“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体制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类型等差异，不能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支出模式已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消费型’的财政支出模式”（注：刘健民，吴金光.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模式选择［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3）.）。“不健全的市场体系决定着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范围要大于完全公共财政（原文确切含义不详）下的支出范围”（注：刘健民，吴金光.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模式选择［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3）.）。我对这一论述至少有两点看法：一是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存在投资性支出（或非消费性支出）的事实（如1986年美国全部支出的17％是经济性支出）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是“公共消费型”财政的说法是对现代公共财政的曲解。二是把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确定为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单从财政支出看，是要调整并优化支出结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生产建设型财政”，但并不是要向所谓“完全公共财政”——“公共消费型”财政转换。
四、现代“公共财政”不是公共经济学的代名词
从本世纪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更加强化，西方经济学适应了这种变化，产生了福利经济学，这一学说为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形成了“公共部门经济学”（简称公共经济学）。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公共经济学”概念由马斯格雷夫正式引入到研究领域，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认为：公共经济学与传统财政学相比有三个方面的不同：（1）依据的经济理论不同；（2）研究范围和内容不同；（3）研究方法不同（注：赵志耘，郭庆旺.‘公共财政论’质疑［J］.，《财政研究》1998（10）.）。并认为这是“公共经济学这一名称取代财政学的基本原因和主要内容”（注：赵志耘，郭庆旺.‘公共财政论’质疑［J］.，《财政研究》1998（10）.）。
公共经济学的出现，是不是取代了“财政学”或否定现代公共财政呢？让我们先看看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在其著作《公共经济学》中所做的分析和解释：“本书论述公共部门的经济学。每个人都经常受到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税收支付。……另一方面，几乎每个人都曾从政府那里获得收入，例如通过社会保障计划……。人们享用着市立公园、公共游泳池、公路和其它公共设施。不少人还关心着公共环境政策或自然资源保护。”“本书侧重税收、公共开支以及生产的国家参与（公共企事业）等”现代公共财政问题，显然，公共经济学是与现代公共财政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
公共经济学之所以主要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仍然是公共部门的主体”，但公共经济学毕竟不同于财政学，表现为：“政府所起的基本作用实际上要多得多。首先是建立和贯彻‘经济游戏规则’。规则通常包括合同的法定效力、破产条款、产权规则等。”“政府还可以运用直接控制（如配股、中央计划、分区生产、许可证）、管制（如美国对公共事业、许多国家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控制企业（如反垄断、污染、安全方面）或者工会的立法以及货币和债务政策”。
总之，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既定经济制度下财政手段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种分析只显示了现代社会中政府作用的一个侧面”。由此可见，西方“公共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府经济学，把“公共经济学”等同于“公共财政”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公共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但这不是对现代公共财政的否定，公共财政从来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都具有“公共性”这一特征。不同的是亚当·斯密所指的“公共财政”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共财政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市场失灵”随之产生、国家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经济更趋成熟的财政模式。
五、现代公共财政不是“双元财政”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怎样的财政模式，有一种观点产生的反响很大，即“双元财政论”。“双元财政论”的核心论点是，“由于国家的社会管理者和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的分开，决定了我国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形成处于市场外的公共财政和市场内的国有资产财政”，“由于西方财政所体现的只是非市场性一种经济关系，因而只存在公共财政；而我国财政所体现的则是非市场性和市场性两种经济关系，因而形成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并存的双元结构”，“从市场角度看，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财政分配体系”（注：张馨.双元财政论评述［J］.中国经济问题，1999（1）.）。关于两种财政的关系，“双元财政论”认为：“不管国有资产财政如何尽力调节，由于其本身是市场活动的组成部分，这就不可能完全克服市场失效状态，因而必然需要公共财政的进一步调节”（注：张馨.双元财政论评述［J］.中国经济问题，1999（1）.）。即公共财政是对国有资产财政的补充。后来，“双元财政论”对其观点又进行了自我修正，认为“非盈利性国有资产的活动属于公共财政，只有盈利性国有资产的活动才属于国有资产财政”（注：张馨.双元财政论评述［J］.中国经济问题，1999（1）.）。因而，“双元财政”就是“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两个财政不同的分配体系。
在“双元财政论”背后隐含的观点是：
（1）“公共财政”即“吃饭财政”。“双元财政论”者在后来对其观点进行修正时将“非盈利性国有资产的活动”纳入“公共财政”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这也正是其它学者对“公共财政”提出质疑，并反对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理由之一。其实，反对“公共财政”的学者所反对的并非现代公共财政，而是“吃饭财政”或“早期的公共财政”。（2）“双元财政论”，提出的协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非市场性经济关系”与“市场性经济关系”的原则，以及构造不同于公共财政的国有资产财政”或“国有资本财政”的设想，是与我国国有企业财政改革的目标相悖的。就国企改革看，我国将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控制力、影响力）不变；二是必须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按市场规则运营。与之相适应，财政改革应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完全退出生产建设领域，而是逐步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这种退出应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相适应，绝不是一步到位；而且，竞争性领域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相对性。所以，我国财政必须具有与“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本”活动相关的内容。然而，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非中国独有。事实上，西方国家也有公营企业，财政支出中也有经济性支出，认为西方国家财政“只是非市场性的一种经济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由此得出西方国家“只存在公共财政”，我国则是多出一个“国有资产（资本）财政”，且我国财政应是“双元结构”的结论是不准确的。（3）现代公共财政只能是一个体系，不应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财政分配体系”。现代公共财政是以市场经济失灵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我国建立现代公共财政是适应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一项改革措施。在这一改革进程中，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保持一致。无论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看，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看，我国现代公共财政既应对国有资产（资本）实施管理、监督、调节，具有较强的建设功能，也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广泛介入“市场活动”的做法，对国有企业的生产、投资、经营活动，财政不应直接干预。与现代公共财政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应按国有资产的经济社会功能不同，区分为社会公共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两部分。公共性资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投入资金形成的资产，无疑是现代公共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体系；经营性资产，即使是国有的，也仍然是以满足私人需要（企业和个人需要）为目的而生成的，所以，应由企业这一投资主体自主决策其投资方向和规模，自主优化资产结构。与此相适应，应将经营性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职能，转移或委托给国有资本的专业性、经营性管理机构（如控股公司、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等），从而构成公共经济的内容。与国有资产（资本）的存在和管理以及保值、增值等相关联，财政只需将影响财政收入或支出变动的量纳入现代公共财政收支体系。应当说明的是，强调现代化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并不反对财政预算管理上采取复式预算管理形式。
总之，我们认为，现代公共财政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特征及发展要求，以纠正市场失灵为宗旨，以提供公共产品、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稳定宏观经济和协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内容，由国家（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收支政策与制度体系。现代公共财政有别于早期公共财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或生产建设性财政）、公共经济、双元财政。建立现代公共财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正确选择。
为说明问题，本文引用了许多其它学者的观点，且有评头论足之嫌，但这不是目的，我的愿望是在阐明观点的同时，能籍此求教于专家同行。
我国连锁业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途径探析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82～85
【分类号】F51
【分类名】商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011
【英文标题】The discussion about realizing the large- scale management of chain industry in China
QIN Long-yi, GUAN Xing-shuai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Dept. Lanzhou Commercial College, Lanzhou 730020,China
【作者】秦陇一/管新帅
【作者简介】秦陇一（1957—），男，陕西韩城市人，副教授，从事工商管理教学与研究。 秦陇一、管新帅，兰州商学院 工商管理系，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提要】规模化经营是连锁经营最本质的特征，目前我国连锁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制约了连锁企业优势的充分发挥。本文认为，连锁企业应该通过科学选择连锁业态和业种；发展特许连锁，培育名牌连锁企业；积极推进连锁企业的制度创新等措施，加快规模化经营的实现程度，为提升我国连锁企业的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英文摘要】Large-scale management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ain management. At present, Chinese chain enterprises are universally on a small scale. Therefo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chain enterprises are restricted of bringing into full pla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lds the idea that Chinese chain enterprises should scientifically choose operating state and operating types. It also should develop specially permitted chain and cultivate famous-brand chain enterprises. In the meanwhile, chain enterprises should advance measurses that can blaze new trail in its system and speed up the degree of realizing large-scale management.Only by these steps , they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ve power of chinese chain enterprises.
【关键词】规模化经营/适度规模/特许连锁/制度创新
large- scale management/ moderate scale/specially permittedchain/blaze new trail in syster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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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0）3－0082－04
一、实现规模化经营是我国连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的客观要求
发达国家连锁经营的实践表明，连锁店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商品价格低，不是个别商品而是所有商品低价。这一特征是连锁企业与其它类型企业的本质区别，也是连锁经营的最大魅力所在。连锁企业之所以能为顾客提供较低价格的商品，是因为连锁企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能够通过规模采购和批量进货大幅度地降低商品进货成本。因而连锁店的生命力就在于提高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
我国从90年代初开始引入连锁经营，经过近10年的试点和探索，已基本达成了预期的发展目标。截止1999年底，我国有连锁企业1500家、各种形式的门店2.6万个，销售额达到1500亿元，同比增长50％。从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连锁经营的发展情况看，连锁经营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连锁经营起步晚，起点低，基础差。除上海联华、华联等少数连锁企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外，多数连锁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取得规模效益，使得连锁企业的优势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如何稳步地扩大我国连锁企业的规模，逐步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就成为我国连锁业今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生存发展，并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二、连锁企业所追求的规模，应该是适度规模
我们强调连锁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并不意味着连锁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好，而是强调连锁企业从实际出发追求适合于自己发展特点的适度规模。在连锁商业发展过程中，规模经营与规模效益有时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比如，1996年世界著名零售连锁企业排行榜上名列第2到4位的3家企业资料如下：
名次 店名 销售额 店数 利润额
(百万美元) (个) (百万美元)
2 凯玛特 38236 1940 1271
3 麦德龙 36568 2387 406
4 西尔斯 31438 400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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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人大复印资料，F51，1998，（2）：59.
2.当代经济科学，1998，（3）：77.
对以上摘引的资料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第一，连锁企业并不是有了规模就一定会有效益，规模能否转化为效益还取决于企业管理水平等其它诸多要素；第二，当连锁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取得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规模化经营为规模效益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三家企业中规模最小的凯玛特分店数已接近2000家，实际上它的绝对规模并不小（相当于我国广东省130多家连锁集团的店铺总和）它只是相对于麦德龙、西尔斯而言，规模略小一些，如果连锁企业达不到一定规模，就不可能取得规模效益。
从理论上讲，连锁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之所以能带来相应的规模效益是因为：第一，通过批量进货，规模采购降低商品进货成本，进而降低商品销售价格来吸引顾客，扩大市场份额；第二，利用核心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管理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实现资源共享，降低单位商品销售的其它投入成本（单位产品广告费、新技术专利、设备的研制购买费、信息资源开发费、经营管理费用支出等）；第三；通过CI的整体策划和有效实施，使单位营业面积和营业时间吸引更多的顾客；第四，实现连锁企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经营，发挥职业经理管理才能的放大效益；有利于企业形成遍布各地的售后服务体系，极大地方便各地区的顾客，形成一家购买多家服务的经营格局和服务竞争优势。
而在实践中连锁企业的规模采购和销售常受制于目标市场容量及企业的行业目标市场占有率，如果连锁企业不能有效地开拓新市场，不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或者说当扩大市场覆盖面和提高市场占有率的空间可能性极为有限时，再扩大经营规模将导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出现由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的转折，这将给企业整个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我国连锁企业尤其是优势和龙头企业的经营规模距离适度规模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规模扩张的潜力巨大。例如，我国目前最大的汽车零售连锁企业亚飞汽车连锁总店，最大的连锁超市联华超市1999年的销售额是50亿元和73亿元，前者约占全国汽车零售额的3％，后者不到国内连锁业销售额的5％；而沃尔玛1997年销售额相当于当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6％，麦当劳在美国汉保系列食品市场上占42％，台湾连锁公司数1997年比1980年增长29倍，店铺数增长43.9倍。如果我国连锁企业今后能成功地开拓市场，规模扩张的潜力将更大。
三、中国连锁业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途径探析
（一）科学选择零售业态和业种，精心策划运作方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现代零售业态主要有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便利店、仓储式商场、专卖店、专业店、折价店、购物中心、网络商店等，不同的零售业态在经营上都有较大差异性，分别拥有自己的消费者群。目前上述零售业态在我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连锁企业选择比较多的是仓储式商场、超级市场、便利店、折价店、专卖店、专业店等零售业态。
由于一些连锁企业在选择零售业态及其运作方式时缺少科学的市场定位，对目标顾客的购买力水平、购买习惯、需求和偏好缺乏正确的预测和估计，零售业态的选择及其运作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本地区实际，企业投资难以获得预期回报，经济效益不佳，制约了连锁企业规模扩张的能力。我们认为，中国连锁业在选择零售业态和业种时应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连锁企业选择零售业态要了解目标市场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我们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连锁企业更适合于选择超市、仓储式商场、便利店、专卖店等零售业态。首先是因为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已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连锁超市大发展阶段人均收入600～800美元的水平，这些地区较大规模地发展超市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其次，发展专卖店适应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品牌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高层次需求，在这些地区选择专卖店这种零售业态，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提高知名度和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有利于企业有效地开拓市场。目前，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连锁专卖店发展得如火如荼，充分体现了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连锁专卖店的诱人前景。再次，由于能满足大城市中小型商业企业和消费者批发购物廉价购物的需求，使仓储式商场成为最迎合当前消费特点的零售业态。此外，从便利店的业态发展历史来看，它一般是在超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已为消费大众普遍接受，当消费者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处于年轻人主导消费潮流时，从超级市场中分离出来的一种业态。纵观近几年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超市与量贩店的兴起，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皆为便利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连锁企业应将零售业态的选择重点放在中小型仓储式商场、折价店、专业店，以满足消费者基本生活需求和廉价购物需求为主，而选择大型超市、专卖店等业态的比重不能过大。因为我国一些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还较1999年全国平均水平5854元有一定距离，加上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低收入者比例的增大，在这些地区过多地发展大型综合超市和专卖店将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
2.零售业态的运作策略应具有中国特色。例如仓储式商场的发展要充分考虑两类消费主体的不同，采取两种策略：一是沿用欧美模式在城乡结合部发展大型仓储商场，以满足众多中小商业企业、机关团体购物的需求；二是在城市街区发展中小型仓储式商场。这是因为从商圈分析，由于交通条件限制，我国商圈半径要比欧美国家小得多，从而限制了大店的发展；从人口密度分析，由于欧美国家人口稀疏，居住分散，中小型商店集客能力差，只能通过大店形成品种上的优势来吸引消费者采购。我国京、津、沪等特大城市人口十分密集，一个小区往往就足以支持一个中型商场的生存。所以，大力发展深入街区的中小型仓储式商场是我国与欧美国家仓储式商场发展上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3.扩大连锁领域，推进连锁业种的多样化。连锁业种数量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连锁经营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台湾连锁店发展初期也是在少数业种中探索，进入90年代业种迅速扩张达143种。 据了解，目前日本的连锁业种有450种，美国有700多种，相比之下，我国连锁经营最发达的上海仅有7种，恰似台湾80年代初的情况。 今后需要在黄金饰品、图书、家政服务、快餐、邮政、医药、娱乐健身、生资、家电、美容美发等行业大力推进连锁经营。迅速扩大连锁经营的领域，实现我国连锁经营从单一行业向多行业的全面发展，为实现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
（二）发展特许连锁经营，培育名牌连锁企业 特许连锁经营是正规连锁发展一定阶段所生产的高级形式，它是通过知识产权的总体转让来实现网络化销售的。目前在特许经营最发达的美国每人每天的消费支出中，每3美元中有1美元花在各式各样的特许连锁店；德国的特许（连锁）经营正以每年25％的速度迅速发展；特许（连锁）经营被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称之为“下个世纪主导商业模式”，我国至今还没有一家较大规模的特许连锁经营体系，从而制约了连锁企业的规模扩张能力和资源分享效果。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要发展特许连锁需要解决如下认识和操作问题：
1.特许连锁是连锁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前一阶段，我国连锁企业比较重视或采用较多的是正规连锁，这种选择与我国连锁企业发展条件有关，但连锁企业如果只发展直营店，连锁企业将很难实现规模化经营和规模效益。这是因为正规连锁在发展中常受资金、地域、时间、地方法规、税收等方面的限制，并存在投资大、风险集中等问题。西方连锁经营的经验和我国连锁经营的实践都表明，在连锁经营发展初期，发展直营店是一种合理选择，但完成了直营示范的功能后，必须转入特许连锁，才有可能形成规模化经营。
2.培育名牌企业，增强核心企业对加盟者的吸引力。要发展特许连锁，首先要求核心企业对同行业的中小零售企业，潜在投资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否则它们不可能有要求加盟的愿望，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于核心企业（连锁集团总部）较高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或品牌价值和优于竞争对手的经营理念，专有经营技术，独特的商标产品，政府获准的优惠政策等无形资源优势。加盟者之所以要加盟某一连锁集团，就是想充分利用盟主的资源优势，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水平，使自己得到满意的市场回报。目前国内连锁业内知名企业仅有华联、亚飞等为数不多的企业，而且知名度、美誉度及运作的规范性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虽然在短时期内我国很难出现像沃尔玛、麦当劳、凯玛特、7—ELEVEN等知名度高，对加盟者吸引力大的知名连锁集团，但只要能够科学规范运作，更好地满足加盟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在21世纪初出现，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在国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连锁集团将是可能的。
3.加强对加盟店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树立连锁企业的统一形象。目前我国连锁企业在特许连锁经营实践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对加盟店的资格审查不严，只重视加盟连锁的短期效益；二是对各加盟店缺少规范化的统一管理。这就使得一些经营管理水平低的加盟店不按特许合同和公司经营理念的要求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加盟店不良经营行为损害了总店企业形象和社会声誉，为总店今后巩固和发展特许经营扩大经营规模留下隐患。反观国内外发展特许连锁比较成功的企业，他们都对加盟店有一套规范化、标准化的监管制度，从而保证加盟店的行为与总部的要求基本一致，麦当劳和我国的亚飞连锁总店等企业在发展特许连锁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和探索，成为特许经营的典范。
4.核心企业要为加盟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满足加盟店和顾客的需求，从而形成总店、加盟店和消费者“三赢”的局面。国内外成功的连锁企业对加盟店的服务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公司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的要求为加盟分店经营人员提供培训服务，以提高加盟店经营人员的经营水平和对公司理念、行为规范的的理解程度；二是通过批量进货、规模采购使加盟分店获得同行业价位最低的货源，帮助加盟店办理周转商品抵押手续，这就为加盟店降低进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可能性；三是将现代化大工业流水线生产方式的程序化、统一规范引入经营管理中，为加盟店提供统一的经营管理标准、CI设计及店面装修、服务礼仪规范等。上述服务措施使各加盟店得到了非连锁企业不可能得到的管理、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优质服务，为加盟店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快连锁企业制度创新步伐，推进多种所有制连锁企业的发展，形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运行机制
目前我国的连锁经营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未完全理顺的前提下进行的。相当一部分连锁的公司产权不清晰，政企不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制度创新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连锁企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程度，是造成企业内部责权不清、管理不科学、融资手段单一和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连锁企业的制度创新应着重解决好如下问题：
1.对于规模较大的连锁企业可以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更多的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加盟公司，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合理化。其中一些社会声誉较好，连续三年盈利的连锁企业可以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可以利用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建立和完善公司的配送中心，增加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经营设施的投入，为发展更多的直营店、加盟店、提供有力的资源支持；其次，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完善，连锁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在较大程度上引起该公司股价的波动，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场约束，随着上市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逐步完善，将迫使公司管理层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实现规模效益。
2.对于中等规模的连锁企业主要是通过建立有限责任公司，明晰企业产权，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上述两类改制企业来说，要形成公司内部有效的制衡机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减少单一国有投资主体的控股比例，实现多个国有法人、非国有法人、自然人及国外投资者共同持股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3.对于规模较小的连锁企业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制，重组、兼并、租赁、拍卖等形式明晰企业产权，以增强小企业经营活力。应该指出的是规模较小的连锁企业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使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它将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可言，连锁经营的优越性将得不到体现，这类连锁企业就与单店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4.为非国有连锁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我国中式快餐业“马兰”牛肉面，“百岁鸡”和“波哥心”等民营连锁集团脱颖而出，初步形成了规模化、集团化经营的格局，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并已创出良好的效益和较高的知名度，成为我国连锁业中重要的生力军。非国有连锁企业具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激励约束机制比较健全，运作效率高等诸多经营优势，各级政府应该为他们在税收、信贷、社会融资股票上市、提供经营场所、出国办分店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优惠，充分发挥他们在解决就业、活跃市场、方便群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最终培育出中国的“麦当劳”、“肯德鸡”。
［收稿日期］2000－06－08
我国隐性失业统计方法的探讨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92～94
【分类号】F102
【分类名】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复印期号】200008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统计局1999年度统计科研项目立项课题——我国失业统计的研究。文号99188。
【作者】李伯德/马育英
【参考文献】
［1］叶世芳．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J］．统计研究，1998（3）．
［2］廖颖林．构建失业统计指标体系［J］．财经研究，1998（7）．
［3］余恩海，刘德中．我国失业问题的特点［J］．经济学动态，1999（4）
目前，我国的失业已经成为一种由隐性状态转向显性状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现已上升为新时期的热门话题。为此，客观上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就业、失业统计体系与之相配套。西方的现代失业统计理论和失业统计体系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失业率同西方国家在失业概念、统计口径、调查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鉴于我国具体国情，本文仅就我国隐性失业统计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并据此提出隐性失业统计改革的一点设想。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已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了亏损、效益滑坡、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社会上失业人口有所增加，企业中隐性失业人员大量存在。但以目前公布的失业率统计数字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公布的失业率数字一直在3％以内，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是低失业率的国家。然而，我们在极低的失业率下感受到的却是失业的沉重和就业的压力。虽然，国际上关于一个国家可接收的失业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它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有直接联系。如1998年世界部分国家公布的标准失业率（％）为：美国4.5，日本4.1，法国11.7，德国9.4，意大利11.9，西班牙18.8，英国6.3，西方7国6.4，欧盟15国9.9。这样看来，我国的失业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发达国家对失业率的统计方式方法与我们不同，他们不仅把农业部门的失业人口统计在内，而且基本不存在隐性失业。目前我国劳动部门统计的失业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客观反映我国社会失业的全部情况。首先，对失业率的统计仅限于城镇，而不包括农村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其次，城镇失业的统计也仅限于纯公开的失业（即与任何单位没有劳动关系），而大量的下岗职工却不在统计范围以内；再次，纯公开的失业只是统计到当地劳动就业部门登记的人，没有登记的不统计在内。这样，就有许多实际上的失业人口没有统计在内，即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当然也有某些原登记的失业人口已找到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将其从失业人口中剔除，这部分人实际上属于隐性就业。
二、隐性失业的涵义
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公开失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也即隐性失业。我国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隐性失业是相对于公开失业而言的，其涵义是指虽不处于零工时零收入，但其劳动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收入也不能达到维持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我们认为隐性失业也可称为不充分就业或就业不足，指社会名义就业量减去有效就业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失业率很低，但隐性失业问题很突出，这是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平时说的隐性失业一般是指，因企业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等出现的下岗人员，对这些人员国家多强调企业要自我消化，尽可能不要推向社会，这样在失业率的统计中这些人并没有包括在内，导致我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低水平，这实际是用隐性失业掩盖了公开失业。但这些人事实上已没有工作可做，也没有工资，有的只领取很少的生活费，有的生活费比社会上的公开失业者所得的失业保险金还少，这种办法是这些人名义上在就业，但问题仍然存在，并不能减少失业，反而会使各级政府部门因无法正确认识就业形势，不利于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因而，这种类型的隐性失业人口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显性失业人口，在这方面，国家统计局在199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做了大胆改进，已开始将下岗人员统计为失业人口。
而真正意义上的隐性失业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即从总就业人口中撤出一部分劳动者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被撤出的劳动者便是隐性失业者。我国近年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隐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已引起了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目前在隐性失业的定义上已经取得公识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1）国内理论界基本上采用“隐性失业”这一概念来描述我国非公开失业的现象；（2）隐性失业既包括城镇的隐性失业人员，也包括潜藏在农村的广大剩余劳动力；（3）从城镇来看，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富余人员是我国城镇隐性失业的主要人群，而尤以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最为突出；（4）由于企业富余人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对此采取有力的措施，尽快使隐性失业公开化、社会化，便是主要的举措之一。
三、城镇隐性失业的统计方法
目前我国城镇隐性失业实际上是以企业的富余人员为统计对象的，根据上面给出的隐性失业的定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隐性失业人员的统计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人群：
1.由于企、事业单位出现的各种原因而被迫下岗，无收入或收入达不到最低保障线水准的人员。包括：（1）破产清算企业的职工；（2）未破产但已经完全停产企业的职工；（3）开工企业中被精减下岗且无收入的职工；（4）事业单位中被精减下岗且无收入的职工。
2.企业因开工不足等原因而造成的只能部分时间上岗，且收入达不到最低保障线水准的职工。
3.由于企业效益等原因，企业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提前退休和内部退休政策，使得部分职工退休后并未得到养老保险金，因此生活水平一直在最低保障线水准以下，这部分职工应统计为隐性失业人员。
隐性失业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数在2500—3000万人之间，占职工总数的25％以上，我国现有就业人口中的隐蔽失业率高达27％，其中农村和城市的隐蔽失业人口分别占31％和19％。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失业比例，按照一般的失业规律，如此之高的失业率足以构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在我国现实的生活中，却并没有出现应该出现的波动，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是由于现行的失业统计体系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情况。按照我国目前的失业统计体系，隐性失业实际上是以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为统计对象的，而企业的富余人员又是企业根据职工是否下岗，是否领取生活补助费的标准进行统计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对职工下岗后所处的真实状态无法统计出来。现实的情况是，在上述统计范围内的隐性失业人员中有一大部分人正在从事着各种有报酬的劳动，且有许多劳动者的收入已相当可观，这些劳动者事实上已经成为再就业者（隐性就业）。据估计，这部分就业者已占到隐性失业人口的60％—70％，因而，在统计上已经构成了隐性失业的抵销因素。如果考虑到当前存在着的各种名为隐性失业而实为就业的现象，我国城镇的隐性失业率将会大大降低。据此，可得城镇隐性失业率为：
城镇隐性失业率＝城镇隐性失业人口／城镇经济人口×100％
其中：城镇经济人口＝本城镇上期经济人口＋本期流入经济人口－本期流出经济人口＋本城镇本期经济人口新增数。
隐性失业人口＝上述统计范围内的隐性失业人口－隐性就业人口。
隐性失业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其危害主要有增加产品成本，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必须下大力气进行解决。
四、农村隐性失业的统计方法
由于农民依附于土地进行生产，无论其劳动生产率多低，从表面上看，每个农民都处于就业状态，即农村无显性失业率，而只有隐性失业率。如何统计农村的隐性失业，目前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国际比较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其中多余的部分即可视为农村隐性失业，按照此方法得到1994年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为16％；二是抽样调查方法，即从部分农业地区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做过这种调查的单位有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部、农业部等权威部门，按此方法得到的农村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诚同志提出的模型：
农村隐性失业量＝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乡镇企业就业量－私营企业就业量－个体劳动就业量－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农业资源可容就业量。
依据上述模型可算得我国目前农村的隐性失业率高达31％。
由于隐性失业的最大特征是低效率，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效率着手进行推算，即，农村隐性失业量应根据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实际耕地面积推算农业实际吸收的劳动力作为农业资源可容就业量，再以上述模型推算农村隐性失业量，这样比较符合我国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据此，可得农村隐性失业率为：
农村隐性失业率＝农村隐性失业量／农村劳动力供给量×100％
如何解决农村隐性失业问题，使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使其在转移规模、转移方式上符合中国国情并健康、有序地推进，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历史任务。
西部的优势、劣势及强势
【原文出处】兰州商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1～9
【分类号】F107
【分类名】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复印期号】200011
【英文标题】The superiority,inferiority and strong strength of the Western China
WU Wen-jun
(Lanzhou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Lanzhou 730030,China)
【标题注释】［收稿日期］2000—05—01
【作者】武文军
【作者简介】武文军，兰州市社科院，甘肃兰州730030
武文军（1942—），男，甘肃静宁人，研究员，现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兰州市社科院院长，从事地区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作者运用辩证发展的方法论，通过文献资料和统计资料的分析，确立了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大开发的八大优势：资源丰饶，开发潜力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族众多，便于多元开发；地域辽阔，开发时空巨大；人口稀疏，便于提供就业机会；科技实力雄厚，有利于发展知识经济；近距中西亚地区，便于向西开放；民风淳良，便于艰苦创业。与此同时，作者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区的比较劣势，并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提出了西部地区发挥优势、化解劣势、力争强势的方略。
【英文摘要】With the dialectical and developmental methodology,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analyses documental materials and statistical data, then he advances eight sides of developmental superiority for the west of China: with plenty of resources, the west of China has great exploiting potentialities; with a long history, it ha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lots of nationalities, we can develop in many fields; with a large region, the exploitation has broad space; with low population density, it is easy to supply us employment chances; with strong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t benefi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near to the middle and west region of Asia, it is convenient for opening to the west; with the honest and friendly people,it is easier to do pioneering work arduous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deeply analyses the inferiority of the west region of China comparing to the others. Adopting an overall point of view, it also advances the strategy of how to make the superiority work, how to transform the inferiority into superiority and how to strive for the strong strength.
【关键词】西部开发/优势/劣势/强势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hina/superiority/inferiority/strong strength
【参考文献】
[1]剪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3]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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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9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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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0）03—0001—09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一个绝对存在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概念和比较概念。优势和劣势往往存在着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它是动态的，优势和劣势又是同周边地区相比较、相交流而相对存在，因此，它是个比较概念。中国西部的比较优势和劣势是非常明显的，分析它、认识它，有利于发挥优势，转化劣势，形成发展的强势。
一、西部的比较优势
1.资源丰饶，开发潜力巨大。
中国西部虽然经济上贫困，但它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中国资源开发的大宝库，它的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矿产资源。在西北和西南各省、市、区都有诸如镍、铁、铝、铬等金属富矿，稀土和锡等非金属资源远景储量居全国之首，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鲁蕃盆地，甘肃的河西走廊、陇东高原，陕西的陕北地区，四川的四川盆地都探明有整装油田和气田，是中国开发石油、天然气的重要基地，已探明天然气蕴藏量26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蕴藏量的86％，它将为我国能源工业和重化工业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二是水力资源。长江、黄河发源于中国西部。中国西部还有众多的河流和湖泊，有巨大的冰川覆盖地，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水力资源占全国一半左右，青海湖和鄂陵河、扎陵河，以及西藏星罗棋布的湖泊都是珍贵的水力资源。有关资料表明，西部水能蕴藏量为5.57亿千瓦，占全国水能蕴藏量的82.3％，可开发利用的水电资源2.74亿千瓦，占全国可利用水电资源的72.3％。目前西部已经建成的刘家峡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和正在发展的三峡水电工程已经为西部的发展和全国的能源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三是生物资源。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森林、草原、荒漠、戈壁纵横交错，内含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有金丝猴、大熊猫等珍稀动物，有藏红花、雪莲、冬虫夏草等珍贵药材数千种，有云杉、柚木、楠木等名贵树种，还有成千上万种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花草树木。西部的生物资源为建材业的发展、自然保护区的设置、花卉业的发展、中药材的开发、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四是旅游资源。中国西部是世界屋脊，又是大漠戈壁分布最大的地区，冰川、冻土、溶洞、奇峰，应有尽有，汹涌的江河，秀丽的湖山也令人神往。尤其是几千年来，西部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全世界人所倾慕，甘肃的莫高窟为世界十大文化奇迹，四川的黄龙九寨沟为世界级自然保护遗产。作为佛教文化象征的石窟寺，80％集中在甘肃、新疆、陕西、四川等西部省区。这些人间稀罕的自然景观和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为西部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源泉。
2.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中国西部是人类祖先的重要发祥地，考古学家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人”距今80多万年，云南大理发现的“大理人”距今20多万年。这说明，人类始祖就在西部地区生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西部俯仰皆见，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特别是上中游地区，人类活动更为频繁，5000年至3000年期间的仰韶文化就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和甘肃大地弯遗址是中国仰韶文化发展的高峰。在中国西北地区，自远古时期就有以狩猎和放牧为主的众多部落，他们创造了原始草原文化，为后代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经验。炎黄始祖也是在黄河流域兴起的，姜、姬炎帝和姬姓黄帝就在西北和中原一带发展，他们创造舟车，作八卦，制耒耜，创农耕，炎帝出生于陕西宝鸡地区，黄帝的许多后裔出生于陕西、四川地带，人文初祖伏羲就出生在甘肃天水。夏朝、商朝其起源地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但它所辖地区已经扩展到陕西、四川、甘肃一些地方，周王朝的始祖就出生于陕西，而整个周部落是从渭水中游、黄土高原发展起来的，周武王伐纣取胜后建镐京，地在今长安县。秦始皇祖籍的封地在甘肃清水，秦统一中国后，把西北地区的安全放在首位，修筑长城的起点放在甘肃临洮，汉武帝大规模向西运兵，在甘肃河西走廊建立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从此，形成了一条以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河西走廊，通往新疆和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唐代一直在今陕西长安一带建都，并且大规模扩展丝绸之路，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宋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转向南方，但中国西部的发展历史并未结束。元代在开拓疆域中把甘肃、新疆、西藏一些地区作为拓疆的重点，而清代正式收复新疆全境，并管辖了西藏的事务，从而使中国西部的面积占全国一半以上。在5000年的中国西部开发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重要的业绩，中国的四大发明和其它发明创造多出于西部地区。例如，陕西坝桥附近发现的坝纸早于蔡伦时代的造纸术，是人类最早的纸张。四川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宁夏的汉岩渠、唐徕渠都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从北魏开始，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在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成千上万座石窟寺，也从国外传来了大量农业、手工业技术。中国的大型城市也是在汉唐时代从西部兴起，敦煌、长安、成都曾发展为通衢三江四海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历代在西部大地上留下的众多帝王将相和名人墓葬表明了中国西部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地。民间有一句通俗的偈语：“江南才子山东将，陕西黄土埋帝王”。在中国关中地区、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确实留下了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足迹。炎帝陵在今陕西宝鸡市，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伏羲故里在今天水市，周文王、周武王墓在今咸阳市，秦始皇陵在今陕西临潼，秦二世陵在今西安市，汉朝的武帝、惠帝、吕后、司马迁、霍去病、蔡伦死后都埋葬在今陕西境内，唐高宗、唐太宗等18个帝王死后都埋在陕西，而关中地区的陪葬墓3 000多座，在成都有刘备墓，在西藏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合葬墓，在甘肃和新疆、青海、宁夏省区，古代曾建立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王朝，留下了诸如西夏陵、回王墓等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墓葬。这些皇帝、王公和名人的墓葬，表明中国西部地区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说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根基在西部。
西部的文化底蕴是今日西部大开发的宝贵遗产，这些遗产的挖掘和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具体作用表现在：振兴丝绸古道有利于发展欧亚大陆桥的新经济文化走廊；整理历史遗存有利于推动西部旅游业的深度发展；宏扬古人的开发创业精神，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爱国图强的伟大品格；研究总结西部古代的开发史有利于借鉴历史上的开发经验；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发展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3.民族众多，便于多元开发。
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在中国西部地区，除了朝鲜族、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毛南族外，其它各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都有聚居地。在新疆，维吾尔族占全国维族的99.8％，此外有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在青海、藏、蒙古、回、土、撒拉族等民族占全省人口的42.1％。在甘肃，有45个少数民族居住，其中甘南的藏族占人口多数，临夏回族占人口多数，而裕固族和保安族、东乡族占全国这三个少数民族的80％。云南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拉祜、佤、阿昌、怒、德昂、蒙古、基诺、水、独龙等51个少数民族。贵州有苗、布依、侗、土家、仡佬等48个少数民族，全国近半的苗族，多半的侗族，全部布依族，仡佬族都在贵州。四川少数民族虽占人口的4.6％，但却有52个少数民族种类，尤其彝族在四川凉山地区占人口的主体。宁夏少数民族占人口的42.1％，而回族在少数民族中间的比例最大。在西藏，藏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75.5％，占全国藏胞的45.69％，此外还有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为全国独有。从总体看，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的70％以上，西部少数民族种类占全国少数民族的80％以上。
历史经验表明，多民族杂居地区，如果出现分离主义和分裂倾向，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造成巨大破坏，而如果多民族处在和睦相处的时代，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提高都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们现在处于各民族空前团结、和睦相处的时代，西部多民族的杂居总体上看是西部开发的一大优势，西部多民族聚居有利于形成多样化有特色的民族经济。例如云南的傣族善于建筑有特色的民居竹楼，善于饲养大象和珍奇动物，云南的少数民族是中药材的种植和制造能手，西藏和甘、青地区的藏族能够制造精致的藏袍、衣帽、藏式地毯、贡噶围裙、藏靴等手工业产品和酥油茶、糌粑等食品，维族善于种葡萄、养骆驼、种棉花、烤全羊、烤鱼。许多少数民族都是畜牧业的能手。在少数民族中还出现过成千上万的精工巧匠，在西部开发中发挥各民族的特色经济有利于在全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各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优美的文化，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白族的“三月节”、傣族的“泼水节”都富有民族文化情趣，宁夏的花儿和甘肃临夏的花儿反映了回族文化的精华。维吾尔族能歌善舞是驰名于世的，藏族的特色油画唐卡是举世闻名的，这些特色文化在西部开发中会焕发出又一次青春。
在民族大团结的气氛中，少数民族的多元经济和文化有利于和汉民族形成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中，既要突出支柱产业的优势，又要突出民族特色的经济和文化，这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4.地域辽阔，开发时空巨大。
中国西部总面积545.9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6％，相比之下，人口显得稀少。在这广袤的国土上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有一些地带是传统的开发方式难以对付的。西部地区的荒僻和贫穷这是一个劣势，但是从现代开发的眼光看来，随着开发手段的改进和资产的积聚，这些荒僻之地也正是用武之地。在西部的甘肃、青海、新疆有巨大的草原面积，但由于采取传统的放牧形式，草山未能改造，且畜牧业的产量低、品质差，如果把这大片的草原采用发展现代牧业的方式种植优良牧草，改良牲畜品种，优化开发草原环境，消灭毒草鼠害，畜牧业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新疆的三大盆地和甘肃的河西走廊有近20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和未开垦地，而这些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如果把这些地区加以开发，将会把国内人口稠密区的一部分人口转移过来，以缓解沿海地区的人口压力，而且在这些荒漠地区会出现一批新兴的城镇和工业区，使西部的面貌为之改观。
西部地区城乡分异很大，80％的人口聚居在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还占优势，在农村和农业的开发上具有长期性和紧迫性，西部农村有广阔的地盘需要采用现代耕作技术来加以改造，有些地方还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来生存和发展。东部和全国其它地方先进产业向西部农业转移的空间是巨大的，接受国内技术人员的市场也是巨大的。
西部具有艰险的自然环境和比较落后的交通设施，所以在开发交通通信上具有巨大的空间和需求。要形成西部的现代铁路、高等级公路和航空事业，需要有巨额资金和先进技术，而且开发的周期还是很长的。西部开发显然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开发方式并用。产业的升级换代主要靠技术创新和人才的使用，生态环境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有大量的普通劳动者的密集操作，要有千百万人的参与。
由此可见，西部土地宽广的优势给全国开发西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给西部实现现代化提出了长期战略任务，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西部会实现山川秀美、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的大目标。
5.人口稀疏，便于提供就业机会。
西部和东部比，人口密度较小，其中宁夏、青海、西藏人口密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些地区人口极为稀疏，如青海人口密度为7人／平方公里，西藏为2人／平方公里。在西部地区内部人口的分布也是很不均衡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河谷地区，广大的山区、草原、戈壁、荒漠和高寒地区居民寥寥无几。由于经济的不发展和开发的步伐较慢，西部在劳动力资源的利用上有很大的产业缺陷和地域缺陷，传统产业领域里劳动力也显得过剩，就业难的问题严重存在，但从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看，西部的劳动力市场是广阔的，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
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实施生态治理战略需要万亿以上的资金投入，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强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近几年同样需要万亿元的投资。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会带动建材、汽车、火车、石化等工业的发展，会对西部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西部大开发不仅为西部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而且为东部和全国其它地区的一些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特别是适应于西部大开发的技术人才，西部给他敞开了就业的大门。
6.科技实力雄厚，有利于发展“知识经济”。
建国50年来西部地区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国家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和步骤，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沿海科研机构的搬迁，根据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特点，国家兴建科研基地等方式，从而使中国西部地区从科研机构、科技队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科技普及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科技强势，取得了巨大成果。1978年统计，西部地区属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和开发机构及情报机构共1 178个，占全国同类机构的20.39％，从业人员223 977人，占全国此类机构从业人员的23.96％。中国科学院一些重要学科的研究所布建在西部，其中有地质、地震、沙漠、冰川、近代物理、盐湖、计算机应用等科研机构都设在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还有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如草原生态、生物制品、兽医研究、动植物研究机构，在西部各省区都有重要机构和科研人员。国家在核物理研究上，在甘肃建立了重离子加速器，目前已经发现了数十种同位素，国家还在甘肃酒泉、四川西昌建立了卫星发射基地。西部各省区目前有百余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有数十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西部的一些科研机构每年都取得一批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有一些成果处于世界前沿科技水平。中国科学院在测算可持续发展进程上，从智力支持系统对全国各省区的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价，而西部有些省区智力支持系统列于全国正资产栏目的项目很多，重庆有11项，四川有20项，云南有12项，陕西有28项，甘肃有19项，均列入正资产，有些资产品质良好。
西部各省市区建国50年来都打下了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尤其改革以来，科教兴省、兴区、兴市的方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重庆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技术市场。1999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30项，技术资产成交额达8.66亿元，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达65亿元。四川省是科技大省，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大批高级科研人才，其科技地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四川多年来实施种子工程，科技增粮工程，农业产业化示范工程，新兴工业工程，传统工业改造工程，实施20项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四川有中国最大的受控热核聚变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有绵阳科学、电子城，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110多万。贵州1998年统计有422个科研机构，有1.04万科研人员，目前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上升到了33.7％。云南省改革20年来，科技突飞猛进，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奖励项目达529个，有些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西藏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98年已有独立科研机构和开发机构15个，在这些机构中的科技人员达845人。整个自治区科技人员达2.73万人。陕西省已有独立科研机构和开发机构898个，拥有各类科技人员57.51万人。改革20年来获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9 324项，其中国际先进水平和国际领先水平的达1 469项。甘肃1998年已有科技活动单位671个，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6.9万人。青海省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8万人，科技研究开发机构80个，有3名科学院院士，414名高级技术职务的科技人员。宁夏的应用科技力量较强，在农作物综合栽培、窑窖集水灌溉技术、热压型焦化工业生产、稀有金属冶炼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和经济效益。
西部地区的科学技术实力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研究目标同西部独特的自然历史状况相吻合。如冰川、冻土、草原、寒区旱区生态、盐湖、中草药、敦煌文化、石窟艺术等研究机构，面对的是活生生的西部自然物和历史遗存，资料近在身边，有巨大的天然实验室，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西部工业、农业及文化开发。二是在一些学科领域有全国唯一的高等级实验设备和设施。例如，兰州的重离子加速器是国内唯一研究重离子碰撞裂变的先进设备，四川的中国环流一号装置是中国唯一研究受热核聚变的先进设备，此外像西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是全国仅有的两座发射卫星、导弹的试验场。这些唯一的设备和设施在未来国际科学前沿领域，信息产业的开发，国家安全体系的构造上均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国内和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有增长的趋势。不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西部地区近几年在国内和世界领先的成果日益增多，尤其是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等省在核物理研究、生物工程及转基因研究、农业种籽研究、水利开发研究和药用植物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有的处于国际前沿，有的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对西部地区争取科技制高点，迎接知识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
7.近距中、西亚地区，便于向西开放。
西部地区有一个重要的地缘特点，就是毗邻中亚、西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新疆、甘肃都与蒙古接壤，而新疆又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五国直接接壤，新疆和西藏又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接壤，而云南省紧靠缅甸、泰国、越南。这样的边境特点有利于西部在广阔的范围内向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开放。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一条是在西北地区，由长安通往西域，直到中亚和西亚，另一条是西南方向的丝绸之路，它也可由关中平原经四川、云南通向西亚和南亚，这两条丝绸之路曾经在历史上把大西北和大西南同周边国家连接起来。今天西部地区又有一条新的交通大动脉，这就是东起我国连云港，经甘肃、新疆，通向中亚和欧洲的亚欧大陆桥，这条大陆桥是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一条重要走廊。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临近边境的省份都开辟了一些商贸口岸。在甘肃有与蒙古交易的马鬃山口岸，在新疆有阿拉山口岸，在西藏有与印度交易的口岸，在云南有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交易口岸，这些边境贸易虽然处于初级发展形态，但它都是西部人对外开放的起点和象征。
确立对西开放的战略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关系。中华文明最早是从西部传入亚洲内陆和欧洲的，而西方的耕作技术、工艺技术也是通过西部地区传入中国，融汇于中华文明之中，西方的宗教文明同西部交往更为密切，佛教、伊斯兰教就是从西亚、南亚传入中国的。在今天，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可以利用宗教文化和民族特点发展对外贸易，向西开拓国际市场。西亚、中亚、中东富集石油资源，有利于中国西部在能源领域加强国际贸易，开展经济合作。中国西部地区的许多特产和名牌产品，可以通过西部口岸走向欧洲和亚洲、非洲的市场。实施西部开发，打开西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东南沿海，率先通过海路向西方国家开放，带动了全国的大开放，现在通过西部地区，开辟向西开放的市场，会进一步带动全国的再开放，使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展示大开放的形象，使我国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加快我国现代化的步伐。
8.民风纯良，勇于艰苦创业。
中华民族的最大特点是勤奋好学，艰苦奋斗，用古人的话来说叫“躬耕勤苦，瑾身节用”，对西部人来说，勤奋吃苦表现更为突出。中国西部自然环境险恶，气候干燥炎热，崇山峻岭纵横，水、旱、虫害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锻炼出了西部人坚强、忍耐、勇敢和奋进的精神。有人把中国西部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同西方人做了对比，西部人在忍受饥饿上耐久力高于西方人两倍，在忍受严寒和干旱上的耐久力高于西方人五倍。西部人虽然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特点，具有封闭和保守的一面，然而西部人刚毅的性格，对困难环境的抗争毅力，立足故土，安心创业的精神，是一种巨大的文化遗产。
实施西部大开发，既要依赖于科学技术，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发挥西部人的拼搏精神和创业精神，西部开发是一场极其艰苦和复杂的历史性任务，要把荒漠、戈壁改造成良田，要在江河和高山上架起桥梁，开通大道，要把落后的西部地区，变成秀美、文明、繁荣的地带，西部人纯良的民风，艰强的毅力，公而忘私的品格，是巨大的优势和无形的资源。
西部人不仅练就了一身毅力和胆略，而且在长期开发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其中有旱作农业经验；移民垦业的经验；兴修水利的经验；精耕细作的经验；开山通路的经验；民族合作的经验；利用自然资源的经验，如此多样的经验是西部大开发的宝贵财富。
二、西部的比较劣势
西部在大开发过程中既存在着重要的优势，但也存在诸多劣势，认识和克服西部的劣势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步骤。通过我们的分析，认为西部的劣势主要表现为：
1.观念陈旧，视野狭窄。
中国西部人在观念上也是有差异的，不完全处在保守、落后状态，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和观念就产生于西部，但从人群的整体倾向看，却存在思想观念陈旧、视野狭窄的缺陷。它具体表现在：由于长期通行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就产生了一些人的低效率观念和懒惰思想；由于长期封闭，地区分割严重，就产生了自给自足的保守意识，缺乏开放观念；由于地域辽阔，不相往来，就形成了划地为牢、固守一孔的狭隘意识，缺乏联系和互补意识；由于天灾人祸多发，形成了听天由命的思想，充满着迷信意识，缺乏科学精神；由于历次的地区开发，靠行政力量驱动，从而就形成了对国家、对上级的依赖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等、靠、要观念；由于经济不发展，生产贫困，一旦出现温饱就处之泰然，产生小富即安观念。
这些落后的思想和观念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枷锁，要认识思想保守、落后的危害性，要在开发过程中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放在开发工作的首位。
2.环境险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西部地区高原山地占绝对比重，除了成都平原、河西走廊和新疆的一些盆地，平原面积较大，其它地区都矗立着山岭、沟壑、丘陵、高原，而且地形被切割破碎，出现地无三尺平的状况，还有许多急流险滩、荒漠、戈壁，在这些地貌特征覆盖区，要修筑道路、架设桥梁、铺设通讯设施难度极其巨大。一般在东部平原地区修建高等级公路的造价，是西部高山地区的1／2，而西部荒漠地区建设一公里铁路的工时要大于平原地区的两倍多。在西部地区修建机场、铁路、高等级公路存在着“让高山低头，使河水让道”的困难，需要凿山挖洞，工程量十分巨大。西部地区的地质状况复杂，地壳断层、泥石流突发、风沙掩埋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很高，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慢，破坏速度快的现象。
认识西部这种地形、地貌影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劣势，就要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上实施大投入、高技术、高质量对策。需要在人力、物力、技术、资本等各个方面有充分的准备。
3.人口增长过速，劳动力素质低下。
西部的人口总量虽然远远小于东部，但西部人口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当前，西部大部分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在10‰以上，贵州、青海高达14‰以上，西藏竟高达15.9‰。而西部的教育又显得十分落后，在西部地区的科技人员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很小，1998年有关资料统计，从事科技的专业人员中，东部地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而西部地区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3.05％，重庆则为1.4％，云南为1.2％，西藏则为0.29％，只有新疆高于东部地区，为8.2％。中国西部地区还是文盲聚集的地区，大部分省区文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平均比例（15岁以上人口）为15.78％，西部多数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比例，如贵州为28.98％，云南为25.48％，甘肃为28.65％，宁夏为25.56％，青海高达42.92％，西藏为全国文盲之首，为59.97％，只有重庆、四川、陕西同全国文盲水平相当，新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1.44％，整体上看，西部劳动者的素质是比较低的。在西部的有些部门、行业和产业领域一些人才是奇缺的或很不合格的，例如一些边远山区的中小学教师，往往是中学毕业的教中学，小学毕业的教小学，还有小学毕业教中学的。企业管理人才也有很大的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或对现代化管理很不懂行的占居很大比例。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素质也不高，推行办公自动化和网络管理十分困难。劳动力素质低下和平庸这一劣势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障碍，可见，要把全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稳定本地人才，引进外地人才作为一项重大措施来实施。
4.传统产业占主导，结构调整举步维艰。
中国西部地区不仅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布建了许多石油、化工、纺织、机械和各种原材料工业，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又使一些传统产业遍地开花，砖瓦水泥、钢材木材、小印刷厂、小纺织厂充斥于城乡，还有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建立起来的一些诸如拖拉机修造厂、面粉加工厂等等。特别是西部还有一批军工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西部这种传统产业占主导的局面近几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有的已经破产，善后工作很难进行，有的濒临破产而又难以找到改组、改制方式，有的因技术落后、产品质量档次过低，难以找到销售市场，还有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虽然设备和技术不凡，但因为产品结构与全国趋同，也很难找到出路。西部地区虽然也有一些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工程、新医药工程，但多数投资少、规模小、技术含量又不高，更有甚者，一些本来是新兴产业的却采用的是肩挑人扛的生产方式和手段，把新兴产业的内含推到了传统产业的地步。必须看到西部产业结构的落后性和传统性，要在转化这一劣势上付出较大的代价。
5.生态破坏严重，投资环境弱化。
西部在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破坏集中在农田和水资源上。西部地区一度曾出现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局面，林木大砍伐、荒坡大开垦、草原大放牧，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0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就达288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80％。全国荒漠化面积262万平方公里，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另一种环境问题集中在城镇的环境污染上。西部地区的许多大中城市和一些乡镇布建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和设施，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达到了惊人程度，而因资金缺乏和技术短缺，对“三废”的治理又十分缓慢，因而在西部城市中有许多成为全国名列前位的污染城市，投资环境严重恶化，对外商和内商投资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还有一种生态破坏是发生在乡镇企业发展和城市房地产开发中，挖掉了大片良田、园林，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污染源，乡村的工业污染同城市达到同样的水准。鉴于这种状况，西部开发中要把整治环境放在突出位置，特别要处理好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把优化生态环境作为千秋大计。
6.经济的自给性很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很低。
中国西部在改革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自然经济的局面被打破了，但由于产品的品牌和档次单调、技术含量比较低，所以许多产品的市场都比较狭窄，县办企业产品的销路很难出县界，省办企业产品的市场很难打出省外，形成了地区性的自供商品和自给市场。这样的生产水平和市场水平经不起外来产品的冲击，不少企业和产品处在淘汰状态。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名牌产品，例如烟、酒和石化产品，但由于其消费对象具有地区的适应性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低于国外产品，不具备价格优势，因而出口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取胜。西部许多省、市的对外贸易数额非常之小。有的省区全部进出口贸易不如东部一个中等城市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此弱小的对外贸易不仅在国外市场上无立足之地，而且在国内市场上常处败势，这一劣势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扭转。
7.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实力薄弱。
尽管西部各地区在交通、电信、城建、供水、供气、供暖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但大部分设施质量和档次低劣，数量和规模不足，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西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不通公路，不通电线，没有自来水，电视、广播进不了村和户，有些地区虽然提出“村村通公路”，但是道路质量十分落后，一遇雨雪交通即刻中断。西部地区的民航和水运更为落后，许多省区只有省会城市有机场，而其它遥远的地区没有航空联系。除基础设施不足外，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也处在薄弱状态。西部地区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经济增长的绝对数额则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居民收入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东部比西部高2.5倍至3倍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乡镇企业产值、工业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等经济指标均落后于东中部。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劣势，在西部大开发中要推动经济的大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既为开发创造条件，又为开发提供资金动力。
8.传统体制转型缓慢，对发展形成严重体制性障碍。
全国虽然都按照市场经济的目标进行体制改革，但当前我们必须看到，西部在体制转型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西部在政企关系的改革上进展不大，政府统企业、企业靠政府的旧方式和旧习惯还习以为常。相当一部分省区计划经济时期的机构、习惯、办事程序和规章依然存在，在投资、立项、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中多头审批、层层审批，长期拖延，效率极低，严重影响发展步伐。在中国西部，省、市分割，部门分割，行业分割的现象十分严重，难以形成统一市场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环境。西部地区在人事、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分配和管辖方面过分集权和过分集中，存在严重管用分离的现象，使企事业单位失去了人员和劳动力的独立管理权和使用权。因而西部地区要开发必须要把改革旧体制、形成新机制视为头等任务。
三、转化劣势争强势
优势和劣势并非绝对存在的概念，它是一个相对存在和转化的概念。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福祸相依”，有与无，难与易，福与祸始终相互依存与转化。中国西部的优势、劣势也是如此，经常处于相互转化中。例如西部的边远荒僻，山大沟深，对发展交通运输，它是劣势，但它却成为国防安全的天然屏障，抗日时期，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甚至中原一些省份也沦陷，唯独大西南、大西北依然在我之手，这不能不承认自然区位特征起了重要作用。再如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加工业的落后，资源廉价外输，加工品高价进入，利益双重流出，资源优势变成了劣势。况且西部一些地区资源存在的形式也是在优势与劣势环境中亮相。在西部荒漠地带蕴藏巨型整装天然气田，这是资源优势，但在戈壁沙漠缺水少路，开采难度极大，这就成为劣势。西部地区“一五”和“三线”时期形成的传统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是西部工业的基础，曾经是西部最大的优势，目前由于技术、设备落后，产品缺乏市场，且产业、产品的地区同构化十分严重，昔日之优势变为今日之劣势。
如此等等的优劣势互转现象说明，西部人对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要树立科学的态度，对优势不应盲目乐观，对劣势不应灰心丧气，要坚持的基本态度是发挥优势，转化劣势，形成开发的强势。怎样才能发挥优势、转化劣势呢？
一是底子清。西部各省、市、区对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全貌要底子清，要从质量和数量方面搞清真实的家底。近几年在争速度、创“政绩”过程中，一些地方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上报的许多“成就”缺乏真实性，诸如乡镇企业80％以上的增长速度，年年出现的翻番现象，都应重新核实，弄清家底，防止混淆优劣势和夸大优劣势的倾向，便于掌握实况，安排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这是发挥优势，转化劣势的先决条件。
二是概念正。西部各地区对优势、劣势的概念要有正确的理解，要把其优势、劣势的内含搞清楚，认识透彻。有些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列摆了许多优势，不少优势值得打问号，即使真正优势的方面，其中隐含的劣势和问题也未能被破译和认识。例如，许多地方几乎都说自己有区位优势，有座中四联、有承东启西、有南北枢纽等各种表述方式，但地图上，几何形状上显示的特征同现实中、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所反映的问题距离太大。有些座中四联的区位恰好有深居内陆，交通不便的劣势，有些承东启西的地带恰好是资源快速流入东部，低层次商品和低素质劳动力大量涌入，形成效益、人才双重流出和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有些需要进行优劣势分析和定位的领域至今为西部一些地区的领导人所忽略。例如，在国家统计部门编辑出版的“50年成就”的文献，西部各省市区的长篇文章，没有一家把科学技术专列出来分析其成就，至多把它放在“社会事业发展”中一笔带过。而一些地方热中的那些百分比和速度数据，很难说明是否是优势。对有些劣势一些人过度静态的描述，例如把老、少、边区一定看成是落后的同义语，且看不到这些地区的特色经济、特色文化。可见，对优劣势的概念搞正确是发挥优势转化劣势的前提。
三是高起点。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要变成经济优势，西部的诸多劣势要转化成优势，难度非常之大，传统的开发方式是需要继续发挥作用，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不主要采取高技术、高起点的方式，最终会败下阵来。例如，西部的天然气资源埋藏在大漠的深处，没有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进入，就很难开发出来，即令开发出来，难以储藏、输送。目前，好多油田，为了油气分离，白白烧掉了天然气而取得原油，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国家近5000公里长的西气东输工程，从前期准备到正式开工、建成输气，每个环节都得采用国内和世界最先进技术和一流设备。西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秀美山川的塑造，已经不能只采用“脚踏地，人拉犁，愚公背土见平地”的方式，必须有先进的工程技术和先进的生物技术相匹配，方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目前，对西部开发中的高起点、高技术还考虑不够，地方领导人存在急功近利和饥不择食的心态，企图通过人海战术和粗放开发达到收近期之利的目标。这种心态后患无穷，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今日栽树明日枯，今日修路明日补，今日绿地明日土，今日建厂明日污。对由于粗放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生态的再破坏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西部开发的许多领域完全有可能采用高技术。例如，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广泛采取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电子技术、网络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获取、应用技术。在农业开发领域要把培育新作物品种作为主要工程，而这一工程的实施必须采取农业生物技术，诸如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基因定位、分离和克隆技术等等。在环境治理领域要广泛采用环保生物技术，要用微生物菌剂和各种配套技术，以净化空气、水体和土壤，要应用基因工程改良自然菌株，制造高效、无污染微生物农药。在西部制造业的改革中要广泛采用先进制造工艺、先进方法和先进装备技术，使制造装备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还要逐步采用机器人和微电子技术系统。
四是大协作。无论是发挥优势还是转化劣势，在西部区内和西部与中部、东部之间形成大协作格局，要改变过去地区封闭切割，保护主义盛兴，相互内耗的发展方式，要切实做到区内联手，区外合作的开发新模式。西部地区的有些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是跨地区、成片存在的，舍弃整体性就无优势。如水资源，一江一河的上游地区横穿各省区，有些水库就应建在省界、区界地段，没有协作和利益共享的风格，资源开发可能受阻。生态环境的建设跨地区项目更多，这就需要规划大面积治理，实施一些跨县、市，跨区、省的大兴工程，联合治理尤为必要。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在西部地区内消除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重复立项的弊端，实行区域内的兼并、联合、参股、集团化等调整方式，而且要同东部同类产业、同类企业和大公司相合作，实现东部新兴产业、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合理转移。东西部还要在创名牌、占领国际市场上携手共进。特别是在融资渠道上，要在区域内和东西部之间形成统一的发达的融资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方式，解决西部开发中资金分布不合理与资金短缺的问题。
五是远谋略。西部的优势是大优势，而它的劣势也是大劣势，要真正兴优化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必须要从长计议。“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格言在西部开发的战略设计中必须牢记。面对西部的优势，一些人往往采用一些小动作，企图得到大利益，例如一些地方采取引进污染工业、开放赌博市场、大搞红灯区，以为这样可以收到眼前利益，但其结果却破坏了生态环境，恶化了社会环境，扰乱了市场秩序。还有一些地区对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持漠视态度，认为这类开发项目只有宏观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因而把本来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治理的资金和设施用在了一些短期投资上。这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增加了收入，但为时不久，由于设施落后和投资环境的恶化，正负效益相比，出现了资产负债和重大的负效应。无论是发挥优势和转化劣势，都要把当前和长远结合起来。要有大眼光、宽视野，要对一个项目、一个工程、一项措施的提出作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分析它的投入和产出，分析它的正效益和负效应，也要看看它是否惠及当代，功在千秋，在整个转化劣势，发挥优势中都要克服鼠目寸光，坐井观天和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要防止跟着“感觉走”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要看到有些劣势的转化需要有巨额的投资，需要有长期的创业过程才能见到效果，绝不能因为看不到眼前的利益就终止百年大计。生态环境的治理、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巨大的代价和付出，这就需要西部开发的设计者要有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意识、跨世纪的眼光。
